《文明互鉴：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馆藏珍稀文献图录》上海图书馆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该书八开精装全彩印刷，外带函套，布质封面，在装帧方面高端大气。
本书乃是主编*显功先生所赠，他在该书的前言中讲述到了上海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的特殊地位：“历史上的中国与异域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不同区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在长期的相互交往过程中，不断融合创新，有力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特别是15世纪大航海时代以来，不同民族、国家与地区的交往范围日益扩大，在*治、经济、*事的动力机制作用下，在世界各地演绎了波澜壮阔的历史景观。当我们以上海为视角纵观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时，我们的目光会聚焦在一位伟大的先驱徐光启和一座历史建筑遗址徐家汇藏书楼上。”
接下来*显功讲到了徐光启的重要地位以及徐家汇藏书楼的特殊价值：“徐光启作为明末朝廷高官，以‘中西会通第一人’的形象奠定了上海勇于面对时代变革潮流、善于学习和接受外来文化的历史基因，塑造了上海包容和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底蕴。而与徐光启墓毗邻的徐家汇藏书楼，不仅是一座建筑意义上的图书馆，它还是具有历史与文化意义的建筑，其中的藏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缩影，在中外图书馆史、学术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同时他引用了《徐汇记略》中的所言：“徐家汇者，系明徐文定公之故乡也。公之子孙世居其地，又以肇嘉浜及法华泾二水汇为合流，因名曰徐家汇。”
可见徐家汇之名就是本自徐光启家，接下来*显功谈到了徐家汇藏书楼的沿革历史，而后他总结说：“徐家汇藏书楼在国际学术界与罗马梵蒂冈图书馆、东京东洋文库并称世界三大汉学文献中心，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献收藏机构。”
关于徐家汇藏书楼，正是在*显功先生的安排下，我于十年前曾一入其堂奥。在那里看到了数量巨大的西书，可惜我对西书了解甚少，如果是王强先生进内，不知道他会发出怎样的惊叹。
对于文明互鉴问题，*显功在前言中写道：“以全球史的视野，我们将徐家汇藏书楼与馆藏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对象，从西方看中国、看上海到从上海看西方，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相互融合的大背景中展现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成长和近代上海文化中心的形成。”他同时认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在主动与被动的发展中，有着复杂的接受与误读、融合与冲突的过程。通过考察特定文献的接受和流变过程，能为理解多元文化的冲突和交融，自主选择和被动接受等不同状态，找到一些可资说明的典型个案。所以，以文献为对象的研究对当下思考中外关系与文化对话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正确认识‘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有助于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当代中国的*治、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已不同于19世纪中叶以来的百年，中国人可以全新的姿态与西方交往，打破过去长期以西方为中心的局面。”
本书分为识华观流、中学西传、汉学流变、西学东鉴、融会创新、格致互通六个部分，每部分都请相应的专家写有导言。比如第一部分乃是李腾所写《万水千山、欧亚两端》。该文讲述了西方人早期向中国的探索，比如14世纪约翰?曼德维尔爵士所著的《曼德维尔游记》一书，该书虽然晚于《马可波罗游记》，但各种手稿和抄本数量达三百余钟，在世界上很有影响力。直至19世纪下半叶，人们认识到此书中的许多记载，乃是抄录前人游记编纂而成。年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乃是西方第一部讲述中国各个方面的百科全书。但是作者本多萨从未来过中国，他也是根据各种材料编纂成该书。直至16、17世纪，以利玛窦、罗明坚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来到中国，才开始了亲历式的撰写讲述中国的著作。
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来到北京觐见顺治皇帝，后来他撰写了《中国上古史》。这部书讲述的是从远古传说到西汉末年的中国历史，其中提到了伏羲、神农、*帝，他认为伏羲即位的年代在诺亚方舟之前的数百年。既而引发了欧洲关于《圣经》历史和中国纪年真实性的长期争论。大约十年前，我前去瞻仰了处在杭州郊外的卫匡国墓园，正是这次探访，让我对他的生平履历有了更为详尽的了解。
本书中以图录的形式展现了年出版的《中国上古史》书影，顿然间有了别样的熟识之感。
格致互通篇有王皓所写《传教士也是“赛先生”》一文，该文首先称：“从词源角度来看，‘science’（科学）的意思是‘knowledge’（知识）[science来自拉丁语scire和scientia，前者即‘toknow’（知道），后者即‘knowledge’（知识）]，人们需要对特定的领域采用最合适的方法才能获得知识。与很多事物一样，知识的发展也有其历史。明末以罗明坚和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来华，不仅开启了中西之间宗教文化的交流，也标志着中国和欧洲在知识和学术方面开始了互鉴。”
本文之后所附书影有多个版本的欧几里得所著《几何原本》，其中有伟烈亚力和李善兰合译的上海藏书家韩应陛刻本。该本虽然刻于年，但流传颇为稀少，几年前我到松江找到了韩应陛故居，那里人去楼空，已经看不到当年的书版，而上图所藏的该版扉页上钤盖有“第一次刷印六十七部”字样，难怪该版本罕觏。
翻阅这本厚重的图录，从中可以了看到中西方在印刷装帧上的不同，而内容方面则是站在各自的角度来书写对方的历史。虽然这种书写方式并不能完全的客观，但通过这样的梳理，能够体味到文明互鉴的实质内涵所在。
《唐宋官私目录研究》马楠著
中西书局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书为十六开平装，有页之多，收录了马楠五篇研究目录学的文章。对于撰写本书的缘起，马楠在后记中谈到她在硕士和博士阶段的专业都是文献学，她分别读了中文系的古典文献学和历史系的历史文献学两个专业，然而马楠却直言：“文献的现状，真可用‘哀鸿遍野’来形容，过度依赖研究对象、陷入琐细的知识、既有研究成果缺乏有效的积累核验检索手段、超越具体研究内容的方法总结付之阙如，从业人员或多或少都意识到了学科危机。”
马楠有如此强烈的危机意识，也许这正是新一代青年才俊的社会观所在吧。她谈到了年《文献》编辑部组织了“文献学青年谈”以及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创办60周年组织的“基础抑或边缘”研讨会，这些都是回应版本学、目录学逐渐被边缘化的困境。但即使如此，马楠有自己的定力，她继续深研版本目录之学，这也正是该学科的希望所在。
具体到本书，马楠讲到年春，她在清华大学开设目录学课程，本想根据已有教材进行增补，但教材不惬人意的程度已经到了无法因陋就简，于是她另起炉灶。想来本书内所收的文章，应当是她在清华讲专业课程的讲义。马楠认为：“几十年来，目录学的著作论文似乎都深陷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标的之中，认为书目最重要的就是分类，学术的发展演变、书目编纂者的学术思想也通过分类来展现，于是大量的著作论文都采用了某个书目的分类体系、某个藏书家的目录学思想这样的惯常套路。”
那么马楠觉得目录之学应当怎样发展呢？她在后记中说：“书目作为记载著录书籍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文献，产生、制作的基本目的只是登记造册，部次甲乙则是便于查检的基本方案，《隋书经籍志》所谓‘簿录’才是目录书切实的命名。”
马楠敢于怀疑权威的态度，最令我敬服，她甚至说：“我想读过《群书治要》的朋友对魏征的学术能力恐怕都是深表怀疑的；郑樵混乱的逻辑、冗沓的行文常常被四库馆臣嗤之以鼻；细绎《群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中晁公武、陈振孙本人的观点见解，也很难相信其学术造诣能与晁说之、王应麟比肩。而这才是这本小书的出发点：回到目录产生之初，讨论书目如何产生、关于书籍的知识如何被记录；也回到‘文献学’学科建立之初，‘重启试试’。”
本书中所收《陈振孙藏书之抄本考》一文，对我有新的启发，该文的重点乃是探讨南宋以来官私藏书刻本和抄本的比例问题。晚唐五代以后，书籍渐渐进入雕版印刷时代，但早期书目不载版本，难知书目中记载之书是刻本还是写本。马楠在文中引用了王重民先生《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的一段话：
后人一致认为《遂初堂书目》著录了不同的刻本是一特点，并且开创了著录版本的先例。但尤袤是以抄书著名的，而且在他的时代，刻本书的比量似乎还没有超过写本书，而且《遂书堂书目》内记版本的仅限于九经、正史两类，连刻本的年月和地点都没有表现出来。只有到了赵希弁和陈振孙的时代，刻本书超过了写本书，他们对于刻本的记载，方才较详细。当然，尤袤的开创之功还是应该肯定的。
对于这段话，马楠评价说：“虽则一笔带过，实发前人所未及。”而后马楠引用了《遂初堂书目》杨万里序中所言，该序转引了尤袤说的：“吾所抄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以此说明“足见王先生对尤袤藏书认识的正确”。即使如此，马楠却认为：“文献学研究往往囿于宋代印刷业高度发达的背景论述，片面强调《遂初堂书目》始载版本的特点，却在尤袤藏书抄本刊本比量的把握上出现了偏差。”
接下来马楠谈到了宋真宗时命三馆缮写藏书副本事，以及仁宗时以三馆秘阁书合并著录《崇文书目》之事，她认为当时的馆藏“以写本而非印本为主体”。
马楠还谈到了《四库全书总目》在论及明代《文渊阁书目》时说：“所谓锓板十三，抄本十七”。余嘉锡指出这种说法本自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但马楠怀疑这种说法的准确性，因为他觉得：“南京文渊阁藏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元代乃至南宋内阁藏书情况，锓板、抄本比例竟至如此悬殊，即使南宋秘阁藏书与私家藏书写本抄本比量会有所不同，但理宗时期是否如王重民先生所说刊本已超过写本，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本文的主体就是通过书目著录来考证出《遂初堂书目》著录之书究竟哪些是抄本，马楠根据书目提要，列出近百种书为抄本，其考证方式乃是通过语句推论，比如经部易类中著录的《数学》一卷，其解题中称：“杂录象数诸图说，不知何人所录”，所以马楠认为该书是抄本。同样，《梅教授书集解》三册，题记中说：“不分卷。不著名，未详何人”，故马楠认为“似为抄本”。
马楠在文中没有提及何以给出这样的判断，也许她认为不必说如此常识性的话。以我的理解，如果是刻本的话，卷首会注明著者姓名，目录中也会有相应的卷数，如果有这些缺项，有可能就是抄本。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则是陈振孙指出是抄本者。比如《龙图阁瑞物宝目》《六阁书籍图画目》共一卷，解题云：“已上平江虎邱寺御书阁有原颁降印本，传写得之”，可见原物为刻本，而陈振孙所藏是根据刻本抄写的。
通过这些探讨，可看出马楠先生对古代书目，尤其是唐宋书目进行了系统梳理，她从提要中找到一些规律，由此而推论出哪些是抄本。而本书中的其他篇章也使用了这种方式，对传统书目做了相应梳理。读他的这部新作，不但让我有新获也，同时也启迪了研究书目的新方法。
《行走中原?年日历》新年著
海燕出版社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几个月前，我在郑州附近寻访几天，此次得到了张长征先生的大力帮助。某天寻访完毕后，他带我去拜见河南文史专家何新年先生。同时，张长征带去了《行走中原》日历的打样，由此我了解到何先生正在编纂此书，而本书中的插图基本是由何先生在河南各地拍照来的历史遗迹。
本日历前有何先生所撰序言，他谈到河南有八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分别是郑州、开封、洛阳、安阳、商丘、南阳、濮阳、浚县。本日历中所收的照片都是与这八座历史名城有关者。
该日历不但配有相关照片，何先生还做了相应的注释，比如河南博物院所藏云纹铜禁，何先生在文中先说明铜禁的尺寸，而后谈到了出土的地点以及制作年代，同时称这件体量硕大的铜禁，整体上是用失蜡法铸造的。对于这种铸造工艺，何先生做了普及性介绍：“失蜡法是青铜器的三大铸造方法之一，也是最复杂的铸造方法，这种铸造方法属于精密铸造技术，铸造出来的物品有一种精美绝伦、晶莹剔透的效果。”
由此让翻阅日历之人即可看到精美的图片，同时也了解到相关的常识。接下来何先生则讲述铜禁主人的身份，而后给这种工艺的价值给出评语：“云纹铜禁的出土，将中国失蜡法铸造工艺的历史向前推进年，其铸造年代应不晚于公元前年。”
本日历中收有河南博物院收藏的另一件珍品——武则天金简，何先生先介绍了历代帝王的封禅，而后讲到了意外发现此简的过程：“简策上的‘私话家语’是国家的最高机密，典籍难以辑载，史家也无从获得，加之藏时极为诡秘，后人很难发现。年5月的一天，这枚金简在嵩山峻极峰北侧一处石头缝中与上山采药的登封王河村村民屈西怀不期而遇。”
经过专家考证辨识，发现这是武则天命人制作的一枚祈福除罪金简，距今已经有了一千三百年的历史。何先生说：“金简的发现，成为研究女皇武则天崇仙仰道思想的直接物证。”
以上乃是本日历的特色所在，从这些引文可以看出，该日历的着眼点更多者是惠人以识，这正说明了该日历可用可藏，而我则从日历中发现了更多的寻访点。
《西施文献汇辑（先秦至五代）》诸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浙江古籍出版社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此书为周音莹女史所赠，因为她是该书的执行编辑之一。周老师自从调到文联后，把很多精力用在了研究西施文化方面。该书前有两序，*灵庚在序一中形容西施美貌：“有道是鱼沉雁落，月闭花羞，粉白朱赤，尺短寸修，皆不足比其艳丽，喻其美丑。”但是红颜祸水的概念已然成为了定论，故*先生说：“贬之者谓红颜祸尤，褒之者为重范千秋。”无论是褒是贬，都不能影响西施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对于西施是如何之美，寿勤泽在序二中说：“蛾眉淡扫，临清流以鉴朱颜；纤腰不任，持素纱以映玉质。”但寿先生认为西施不在于颜值之高容貌之美，更在于她：“飘然承命，扬蛾入吴。割慈忍爱，离邨去里……委身酬国，扶危定倾。”
由此而把西施视之为有担当、懂得家国大义的义女，正因为这样的原因，诸暨市委、市*府高度重视西施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为此请了多位专家共同完成此书之编纂。同时还请中山大学*仕忠教授承担了全书的外审工作。
本书的编纂方式乃是先列作者之名，而后给一段引文起一个名字，下面引用谈及西施的原文，接下来点明原文的出处及版本，最后附上所出该文之书的书影。其难得之处，则是所附书影必是该段落所在之页，这给寻找书影带来了很大的工作量。
本书所收第一篇乃是墨子所言的一段话：“今有五锥，此其铦，铦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错，错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灵龟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故曰：太盛难守也。”
墨子比喻说现在有五把锥子，一把最锋利，那么此把必先折断。同样有五把刀，磨得最快者也最先损坏。甜水井最容易被人用干，高大的树木最先被砍伐，灵验的龟也最先被火烧用来占卜，神异的蛇也最先被曝晒求雨。接着他说比干之死，就是因为他太耿直，孟贲被杀，也因为他太英勇，西施被沉江，是因为她长得太美丽，总之太盛的事就难以持久。
这真是吊诡，已知材料中，最早提到西子的文献乃是说她因美而死。这让我想到了藏书一词最早的出处竟然是“智者不藏书”。本书中所收的文献基本上都是夸赞西施是如何之美，反正也没人见过，前人怎么夸，我就怎么信吧。
然让我觉得有趣之处，乃是本书内还收了一些著名僧人夸赞西子之语，比如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释智顗，他在《摩诃止观》中夸赞西子说：“譬如西施，本有心病，多喜嚬呻，百媚皆转，更益美丽。”
虽然这里讲述的是东施效颦的故事，但智顗还是认为因病皱眉的西施最为美丽。我记得佛教最认为万恶淫为首，其止淫的方式乃是把女人想象成有污血的骷髅。如果在讲经时谈论西施之美，有可能会对信众产生不良影响。还是唐代僧人释皎然说得好：“婵娟西子倾国容，化作寒陵一堆土。”无论多么美丽，终究是*土一堆。这种说法既达观，也能让信众看空一切。
《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故宫博物院编
故宫出版社年8月第一版年11月第五次印刷
该书乃是故宫出版社编辑程娟女史所赠，此书软精装八开全彩印刷，近页。出版仅三个月，就已经有了第五次印刷，可见人们对该书之喜爱，这同样说明了东坡的巨大社会影响力。
本书前有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所写序言，王院长在序中讲到了东坡虽然已经逝过去了九百多年，但他的声名不但没有被历史巨浪所淹没，反而日益闪耀着耀眼的光彩。对于举办这次展览的起因，王院长写道：
年是紫禁城建成年，也是故宫博物院成立95周年，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和庆祝的年份。因此，我们从院藏文物中特别甄选出70余件(套）精品，为大家倾情奉献苏轼主题书画特展盛宴，隆重致庆。展品中不但包含院藏的所有苏轼法书真迹，亦含许多鲜有机会与观众见面的珍贵书画作品。器物类文物和古籍善本则紧紧围绕主题，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而后王院长提及该展览分四个部分，分别从不同角度来展现苏东坡的方方面面，以及他的朋友圈和后人对他的追捧。
本书内收有多篇研究文章，其一是故宫博物院书画部馆员郁文韬所写《东坡鸿影》一文，该文主要是叙述东坡的生平，以及他在书画上的重要成就。此文的引言中谈到：“苏轼在思想上贯通儒、释、道三家，于经世致用外，在医药、饮食、音乐、园艺等文人余事上也博学多能，堪称历史上少有的通才，其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与超然洒脱的精神境界，更令他成为历代文人雅士敬仰的典范。”
令人遗憾的是，苏轼的作品在其身后不久就遭到禁毁，《宋史》中载：“天下禁诵轼文，其尺牍在人间者皆毁去。“
正因为这个原因，东坡真迹流传稀少，后世景仰他的人即使得到片纸只字，也视若拱璧。郁文韬在文中谈到了欧阳修对东坡的影响，苏轼夸赞欧阳修的书法时称：“用尖笔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
郁文韬认为苏轼的这句评语十分准确地概括了欧阳修书法的特点，同时欧阳修的一些书法观对东坡也有深刻影响，比如欧阳修最为推崇蔡襄的书法造诣，苏轼很认可老师欧阳修的所言：“欧阳文忠公论书云蔡君谟独步当世，此为至论。”而他本人自称：“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
王亦旻所撰《乾隆皇帝与清内府所藏苏轼作品述略》一文中，一一详列出清宫著录的所藏苏轼作品。*所撰《北宋人文环境下苏轼与欧阳修的文化关联》一文，仔细分析了苏轼与欧阳修的关系。王喆所撰《浅析苏轼书法对清代书法家刘墉的影响》一文，把刘墉的书法历史分为三个阶段，而后重点谈论苏轼哪些书法对刘墉构成影响。
翻阅本图录，里面的主体就是故宫内所藏的各类珍品，不但有书画，同时还有苏轼铭端石结绳纹砚以及景德镇瓷器上所绘东坡形象，同时还有青玉苏轼游赤壁图山子等文玩。可见该展览在策划上很有创意，难怪这么多的读者追捧此书。
《报人赵超构》富晓春著
文汇出版社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书首页转录了多位名家对赵超构的评价之语，比如柯灵称：“赵超构同志是中国名记者。他历经现当代中国*治上两个最激烈动荡的时代，击楫中流，为新闻事业犯难前进，以讫终身。”
可见赵超构一生的主要业绩是在新闻报道方面，本书前有张林岚所写《我所认识的林放》一文作为代序。林放就是赵超构，不清楚这个笔名的来由，为何要用孔子弟子之名。张林岚说早在抗战时期，他就看到《新民报》上有以“沙”字为笔名的短评，这些短评大多评论时*，也会论及国际形势及街谈巷议。后来他知道沙就是林放，当时的林放虽然仅30岁上下，已经与张恨水、张友鸾、张慧剑并称为三张一赵，是《新民报》的台柱。
张林岚与赵超构共事近半个世纪，张在代序中写到了他对他对赵超构的初次印象：“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似乎不大起眼。比起同来那些中外记者，他相当瘦弱，也不善应酬，而且两眼近视，两耳重听。据他说，本来他没有想去延安，报社上报的是女记者浦熙修的名字。国民**部不同意，改派了张恨水。张恨水临行因家人生病而退出，不得已，换了他这个聋子。国民*认为这么一个耳朵不好，又讲一口温州官话的记者到陕北去，可能劳而无功，正好。”
富晓春的这部专著没有写成正规的传记，而是一篇篇独立的文章，从这些文章串读下来，就能清晰地勾勒出赵超构一生的经历。
关于写作缘起，富先生说他在少年时就听人讲起家乡有位了不起的人物，后来他知道了赵超构之名，并且还了解到赵的母亲与富家同宗同族。此后富先生也到报社工作，于是就有了为赵超构写传记的想法。
富先生在此书中谈到浙江文*川赵姓乃是宋代皇族的后裔，宋太祖赵匡胤长子德昭帝位被其叔赵光义夺去后被封为魏王，赵德昭之子名赵惟吉，被封中顺大夫东平侯，曾镇守温州，于是就有了龙川赵氏这一支。
关于赵超构母亲富姓，此书中谈到文成县梧溪村全村千余口人清一色姓富，他们乃北宋名相富弼之裔。两姓均是名门，赵超构得传优良基因，方有那样的才能，只可惜他小时候喜欢在河里玩耍捉鱼，耳鼓进了水，从小就落下了重听的病根。
虽然赵超构聪明异常，然他的舅舅富群英却是个纨绔子弟，他有吸大烟和*博的恶习，万贯家财均被他败光了：“到了年土改时，富群英已属赤贫，而且债台高筑。人民*府给他分田分地。还分给一头*牛牯，但他拒不领受。他不会种田，牛养不了。土改工作队悻悻然只得将牛牵走。不会种田，干什么营生呢？他到西坑老街租了间房，以雕刻私章，兼修雨伞牙杯维持生计。他属无师自通，雕刻的私章，刀法娴熟，笔意飘逸，堪称篆刻精品，时人争相收藏。”
有些事很难用好和坏来概述，这个故事完整地诠释了塞翁失马的含义，但赵超构是位精进的人，他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名笔。然其一生坎坎坷坷，有太多的大起大落，其中之故事均被富晓春写入此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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