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橘理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范凤池
耿橘,字庭怀,一字朱桥,号兰阳,河北泊头人。万历二十九年(年)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那一年三甲进士共名。次年任职河南尉氏县。万历三十二年(年)因治绩突出，品行高尚，调任江苏常熟知县。在常熟期间，为官清廉，*声颇高。主要有，一是以孝治县，其孝敬母亲的行为很受敬重，邑人为其制刻石象，曰耿橘跪母石造像。二是治理境内水利，疏浚修复多处沟漕河渠，广利百姓。三是修复书院，弘扬理学，纯正社会风气，改进民风教化。他参加了东林*人的讲学活动，成为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有不少著作留世。关于前两点，笔者已有专文论述，本文仅就耿橘的理学思想进行简约分析。
(一）
关于耿橘籍贯，有必要加以说明，一些书中和网上资料说其是河北献县人，有误。耿橘原籍是河北交河（今泊头市）富镇姜屯人。他的外祖父家是献县单桥。耿橘母亲林氏嫁到姜屯，丈夫耿情，即耿橘的父亲。耿橘十岁时，耿情去世，林氏便带着耿橘回到娘家单桥居住。故人们误为耿橘是单桥人。另：耿橘离开常熟到京城任职后，常熟人将耿橘孝亲石造像送到单桥存放，耿橘死后，林姓人家也修庙祭祀，耿橘无直系后人，后来林姓人家绝嗣，林姓人家的外甥张某便传话给姜屯耿姓人家。耿橘的旁系族人便于年将耿橘石造像运回姜屯建祠供奉，至今犹存。
耿橘离开常熟，进京任兵部侍郎，后任监察御史。在天启五年（年）魏忠贤捕杀东林*人的行动中，耿橘受到牵连，被罢职回家，走到河间时，被魏氏奸*人员追上杀害，尸首运到姜屯村西耿家祖坟中埋葬。
我们无法知道耿橘的生卒时间，但他从*时间是在年到年的万历、天启年间，这一时间的*治形势和学术思潮如何呢？先看*治形势。万历（-年）十年（年）以后，皇帝带头掀起一股倒张（居正）狂潮。社会故态复萌，*治遂由治转乱。首先，文官集团内部*争激烈。宦官集团参与朝*，打击清流人士，一味逢迎皇帝，不顾国家命运，扰乱了正常的国家运行机制。魏忠贤的阉*在一定程度上把持朝*，左右皇帝，一些正义官吏遭到打击，致使朝廷一度混乱。而在地方官吏中，一些人巴结阉*，飞*腾达。可以说宦官专权，把朝野官吏队伍弄得乱七八糟，贪污成风，腐败至极。其次，国家税收和财*危机。由于征收的商业税极低，*府财*甚至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开支都捉襟见肘，都要靠皇帝省吃俭用，靠节省自己的个人生活经费来勉强支撑。甚至稍微一次小规模的战争，稍微严重的灾荒，都会导致国家财*发生危机，陷入崩溃边缘。仅以中朝联合打败日本的一次战争为例，虽然胜利了，但帝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经济困难成为明朝衰落的标志。第三，国内多线作战。既有奢安之乱，沙普之乱。又有流寇乱民，包括大规模农民起义。第四，灾荒频繁。全国各地每年都有旱灾发生，致使皇帝每年都要对天下罪已诏，进行求雨、灭蝗活动。第五，兵变多发。边境和内地常有因*府欠饷，士兵生活困难而叛乱的。此外，加派严重。张居正后，朝廷为了维持机器运转，保持统治正常，改变*府财用不足，地方拖欠赋税的情况，故做田赋加派，这是按亩增加的，且不以省分的穷富为区别，田土的饶瘠也不分等级，尤其是山西、陕西地旷土瘠，生产稀少，徒有多地之名，却无丰收之实，地多反为税累。民众最感痛苦的，尤为无粮之田，穷无立锥的人民，还避免不了加派的负担。加派的繁重，超过民众的负担能力，故逋赋日多，逃亡者众。总之，万历十年以后明王朝已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权危机。
再看学术思潮。万历中叶，东林*出现，*争的局面又为之一变。东林*出现以后，朝野各色人士“闻风响附，声名大著”。而随着东林势力的迅速壮大，忌之者亦日多，并纷纷植*，群起而攻之。宣城*、昆山*、齐*、楚*、浙*，声势相倚，共以除东林、排异己为能事。“东林*争”自是延续数十年。在此过程中，齐、楚、浙诸*内部也不断发生分化，重新组合，于是*争益炽。“*局即成，互相报复，至国亡乃已”。
东林*的形成和发展怎样呢？这要首推顾宪成。顾宪成是首领人物，商人家庭出身，万历三十二年（年）被革职还乡，修复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等人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刺朝*，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于是时人将其称之为东林*。其表现，第一，不畏强权，为民请命，大胆弹劾朝中权贵，反对“矿使”、“税监”。第二，在“京察大计”中力图整肃吏治。第三，反对宦官专权。第四，强调官员廉洁从*，造福乡里。当然，东林*人也有弊病，如挑起*派斗争，形成小团体，攻击时弊往往言过其实等。
具体讲，顾宪成一贯强调“实学”、“实用”，使社会收到“实益”。那副对联就明白的说明了这一点：“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可见其关心国事、振兴吏治、廉洁奉公、关心民生疾苦的优秀学风以及大无畏抗击权奸、反对贪赃枉法、矢志革新朝野积弊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们提出“利国”、“益民”、“民本”的*治原则，强调法制和限制君权。同时财经方面提出“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反对“重农抑商”。
在学术思想上，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以能否治世、“有用”作为评价和衡量一切思想学说的标准和尺度。反对脱离实际、言而无物的传统经院的不良学风。在知行观上，他们批评了王学末流的只言本体、“不说工夫”，强调本体与工夫的合一；否定了“见成良知”，改造了孟子的“良知良能”说，倡导经过“学”和“虑”而达到“良知良能”；并针对当时王学末流的“空言之弊”，竭力反对空谈心性，倡导“贵实行”、“务实”以事明绩。顾宪成主张“理是主宰”和“道性善”，高攀龙主张“务实致用”，就是贵实用、贵实事的“事功之学”。
(二）
耿橘调任常熟知县的年，正是顾宪成革职回乡。组织东林*派那一年，自然受其影响。当时学人们传播、切磋学问的方式是讲会和论辩。顾宪成授徒讲学始于万历六年，即年，最早的问学者是史孟麟，后有安希范、高攀龙。从那时起，他就经常在各县文庙的泮宫讲授哲学，传授自己的经世致用思想，尤其是被革职后，便课士于同人堂，成了专职的讲师（此前只是在假期授徒）。万历二十六年（）八月，顾宪成会同南浙诸同人讲学于惠泉之上。“时太仓管志道以绝学自居，一贯三教而实专佛氏，公与之反复辨驳，积累成帙，作《质疑编》。”
这种讲学和论辩的形式内容及参与人员，渐渐形成了东林*的学术思想和人员构成，也为东林书院的成立打下了组织基础。
耿橘到来后，很自然地就融入到这帮理学家圈子中。因为耿橘有很深的文人情节和深邃的理学思想。第一，耿橘出身士人家庭，他的父亲耿情字子发。县志说：“邑西姜官屯人。生而颖异，学道家书，身长七尺，能挽八石弓，发矢奇中。然所长莫过于医，每据《内经》断症，言无不中……”第二，耿橘自幼习文好武。“姜屯村人耿橘字庭怀，少孤寒士也……性纯孝而天资愚钝，童年时与同学戏于水中，得一巨石，视文宗圣像也。邀村人抬至御路旁，力各不支，虽更加人亦不幼，遂求村人集资修一小祠。从此文思大进，后依寡母，寄居献县单桥外祖林氏家，即隶献籍，科第连捷……”。第三，耿橘中进士后，曾任县教习，世居县西姜官屯，后寄献县境，以沈阳中屯衔*籍中万历辛丑进士，初教授献邑东关，发明性道之学，为历代圣贤图赞，时麟产其乡，毙，橘以石匣瘗之，碑于冢前，与县令刘重庆为铭，因以颜所居书院曰：“见麟”。可知，耿橘青年时就重视理学。所谓“性道之学”就是修身养性之道，规范人本性格，分善恶，明事理的传统学问。第四，耿橘注重王十朋的哲学思想。王十朋是南宋大贤，主张廉洁自律，追求善治，“抚”字当头，心系民生，减轻赋税，反对扰民，一身正气，敢顶权贵。耿橘主张当官要直接和老百姓接触，团结同事，合力为民，访贫问苦，了解民性，爱民为上，治民不扰，关心农事，下乡劝农，救灾恤民，兴利除弊，公正办案，事必躬亲，有所作为。在治家上，强调以孝为先，提倡家庭和睦，以儒为业，尊重知识，虽淹通经学，但不能只有单纯的学问兴趣，而是要有现实的经世致用目的。要务实干事，即事功说。
带着这种思想，耿橘到常熟任职，三年时间，除了发展教育，注重文化思想传播之外，尚有治水利便民，教石电武功平定地方之乱，孝亲尊老等嘉绩美传。
常熟离无锡很近，当时东林*代表人物都是苏锡常地区人。耿橘在年恢复了“虞山书院”，当然是为了与周边理学大家研究学问、传播知识之用。书院原在常熟县城内，建于元，后废兴不时，初名文学书院，后改名学道书院，至耿橘时名“虞山书院”。王锡爵《重建虞山书院记》云：“岁丙午（），耿侯初令尉氏，以治行高等徙令兹邑，……乃修复言子之祠，辟书院于左，前者为堂，后者为室，而加以重楼邃宇，胪列其次。”
耿橘请顾宪成任主教，太守李右谏、御史左宗郢先后聚讲于书院。后顾宪成离去，耿橘自任主教，“先生之学颇近近溪，与东林微有不同。其送方鸣秋谒周海门诗云：“孔宗曾派亦难穷，未悟如何凑得同，慎独其严四个字，长途万里视君踪。”“人传有道在东扬，我意云何喜欲狂，一叶扁舟二千里，几声嘤鸟在垂杨。”
所说与东林微有不同，是指大处同而微处异，具体指什么呢，即耿橘尝“自言只信得孔曾，至孟子便容易商量；新安殊不甚服”的话，意思是说：他只敬孔、曾的学问，而孟子以下儒者的学问都有漏洞，话语极为狂妄。这种话大概也只有管东溟以孔孟之矩裁程朱，后方能说得出,颇有些狂禅的习气。这年耿橘来问学，顾宪成虽然拒绝了耿橘“执弟子礼”的要求，但趁机对他非议孟子和程朱的说法严加驳正。所以东林书院向虞山书院的渗透，似乎是向对立学派控制的书院的渗透。年五月，虞山书院举行第一次大会，顾宪成赴会，作《虞山商语》。九月再举行大会，时“东林诸先生毕集于虞。……钱一本、安希范、成心学、刘元珍自梁溪来，吴正志、张纳陛自荆溪来。会后，耿橘给顾宪成写信，中说：“管东老勇于认□，平日尊佛一意，不惟不见于笔，且不形于色。讲学之效如此。”顾宪成在虞山的讲学，确立了东林学术宗旨在虞山书院的地位，在后来由孙慎行、张鼐编写的《虞山书院志》卷七《会语志》中，为顾宪成单立教主一门，而*宗羲《明儒学案》将耿橘列入东林学案之中，似可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
说耿橘思想“颇近近溪”又是指什么呢。先看罗近溪及其思想。罗近溪就是罗汝芳（年—年），是明代心学中相当特异而杰出的一个人物。关于他的简历，笔者在《耿橘在常熟》一文中已有介绍。关于他的理学思想，*梨洲在《泰州学案·三》中说：“先生之学，以赤子良心，不学不虑为的，与天地万物同体，彻形骸、忘物我为大。此理生生不息，不须把持，不须接续，当下浑沦顺适。工夫难得凑泊，即以不屑凑泊为工夫；胸次茫无畔岸，便以不依畔岸为胸次；解缆放船，顺风张桌，无之非是。学人不省，妄以澄然湛然为心之本体，沉滞胸膈，留恋景光，是为*窟活计，非天明也。论者谓龙溪笔胜舌，近溪舌胜笔。顾盻呿欠，微谈剧论，近触若春雷行动，虽素不识学之人，俄顷之间，能令其心地开明，道在眼前。一洗理学肤浅套括之气，当下便有受用，顾未有如先生者也。然所谓浑沦顺适者，正是佛法一切现成，所谓*窟活计者，亦是寂子速道，莫入阴界之呵；不落义理，不落想象，先生真得祖师禅之精者。”
而周海门呢，就是周汝登(年—年），他是一位十分崇拜王阳明心学的官吏，游宦五十余年。曾任南京兵部车驾司主事，广东按察佥事，南京尚宝司卿，工部尚书等，他主张做人应以忠孝为根基，不能为利欲所诱惑。他开设了讲学会，创建了阳明祠。
罗近溪和周海门二人，除了在理学上注重“心灵”境界，“灵*”塑造的观点之外，就是务实干事。罗近溪早年曾任职云南，他主持整治昆明城四周的堤坝，疏理滇池，修境内水利，灌田千余亩，为当地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周海门则重在治理地方，他任芜湖督税时，稽核精严，廉洁不染。见当地农民劳苦不堪，生活困顿，宁愿接受降职处置,也不忍横征，结果被贬为两淮盐运判官。他看到盐民们不习礼治，经常打架斗殴，就创办学舍，加强教育，讲解乡规民约，并刊印《四礼图说》引导盐民，改善民风。他还下令整治官吏，革除弊*，杜绝损公肥私的现象。他自己则不蓄财、不治第、不营产，在任鞠躬尽瘁，不辱使命。
这样，我们从罗、周二人身上看到泰州学派的根本特征是，工作上务实，为民干事，廉洁，精神上自我完善，养气练心，追求人格高大和灵*完美，强调无我、忘我，为社会做贡献。耿橘的言行正和罗、周二人相同，干事利民不扰民。他兴水利，办学校，服务农业，教化社会。他孝敬母亲，从*廉洁，是坚持以孝持家，引领世风。耿和罗、周等人的理学观点归纳起来可概括为内向度较高的一种哲学。即面向自己，服务社会。用自己所做有功于民众的事和自己所树立的纯正形象感化社会，是内在为主的“心学”。
这就与顾宪成和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派有了些微区别。从大的方面讲是一致的，都是务实做事。追求道德高尚等。但顾、高的理学核心是用仁义道德指教社会。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