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先生在“王蒙馆”前观看门楣的牌匾摄影：曹椿祥
我们老家流传一个笑话：
说是一个青年学生，离开老家到天津去了几天，回来后就已经是满口天津话。他爸爸领他到荞麦地里收割荞麦，他撇着“津腔”问：“红梗绿叶开白花，介四嘛玩意？”他爸爸忍无可忍，抡起杈干就揍他，吓得这小子高声大叫：“了不得啦，荞麦地里打死人啦！”
这类讽刺出门在外的人“忘本”的故事很多，并不一定都具有进步意义。贾平凹写文章说乡里人讽刺回乡的城里人是“坐碗来的”（“昨晚来的”），王蒙先生的老家南皮或者再说大一点沧州把“昨天晚上”说成是“夜来个后轰”。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昨天晚上”一定会战胜“夜来个后轰”》。因为要推广普通话吗。我和一群同学出去旅游，大家坐在一辆汽车里，谁的电话铃声响起，他拿起电话用半生不熟而又嗲里嗲气的普通话说话，毫无疑问那一定是孙子孙女或者外孙子外孙女打来的。不能带坏了孩子吗，尽管南腔北调，我还是要尽量说普通话。
王蒙先生在“王蒙馆”参观摄影：张立明
王蒙先生虽然是南皮人，却生于北京。他在沧州生活的经历仅限于两三岁之前——而那个年龄的记忆实际上是很浅淡的。他没有在家乡看到过“红梗绿叶开白花”的庄稼，也没有和村民们有过“夜来个后轰”式的交谈，他对家乡的记忆是大车店里朦朦胧胧的大牲畜沙拉沙拉的吃草声和养牲畜人咯噔咯噔的铡草声——甚至于这种记忆的可靠性也值得怀疑。但是，王蒙先生却一贯乡情浓郁：回到家乡他总是用南皮方言告诉大家：“俺是龙堂儿的！”一群南皮人在北京聚会，请了王蒙先生参加，王蒙先生则用乡音念诵他认为具有代表性的老家童谣：
羊??蛋，上脚搓，
俺是你兄弟，你是俺哥。
打壶酒，咱俩喝。
喝醉了，打老婆。
打死老婆怎么过？
有钱的，再说个。
没钱的，
背上鼓子唱秧歌。
前些年我担任沧州日报、沧州晚报两报的总编辑，多次陪同王蒙先生在沧州参加各种活动。我曾经陪王蒙先生在青县帆布搭成的大棚里看河北梆子，王先生和普通观众一样坐在建筑工人搭跳板用的竹批子上，剧团的人抱来一床被子给王先生垫上；我曾经陪王蒙先生到沧州师范学院（当时叫“沧州师专”）在他们的饭厅里举办讲座，麻雀就在我们头顶上飞翔而且吱吱喳喳的叫嚣；我曾经陪王蒙先生、柳溪女士、戴小华女士在南皮、青县、沧县考察，亲见王先生和乡亲们谈笑风生；我曾经陪王蒙先生到泊头观赏梨花，我们的摄影记者拿一条红色的围巾给王先生披上，把他打扮成一个“五四青年”……对于家乡的要求，他总是尽可能满足。那年我在沧州晚报搞了一个“书香家庭”的评选活动，找到王蒙先生请他题写“书香家庭”四字以便制作牌匾，王蒙先生当即答应。王蒙先生在沧州活动我们的记者写了稿子请他审定，王蒙先生很少提出修改意见。他的大度、亲和让所有的人感到敬佩，在他面前，谁都不会感到拘束。这种“不拿大”的亲切和随和当然是一种德行，但是它又不止于德行，王蒙先生已经把它变成了一种哲思。
所以，我并不感到王蒙先生的亲情是一种表演，也不是一种对我们这些同乡居高临下的施舍。
王蒙先生在“王蒙馆”参观摄影：张立明
王蒙先生在他的自传《半生多事》中对此有明白的论述。他说：
“故乡是我的发生图，我个人的无极与太极，是我的最初的势与能，最本初的元素，来自冥冥的第一推动力，是其后各种变化与生成的契机。”（我建议把这段话写在王蒙馆里）
许多作家都有自己的“故乡情结”。但是将乡情上升为哲思并且讲得如此透辟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个人的故乡在这里，实际上在冥冥之中就具有了一定的规定性，虽然这种规定性充满着神秘和不确定因素。王蒙先生也说“越是年长，我越是希望能够与朋友共同重温我的故乡与初始，我的缘由与来由，我的最早（被？）设置的格式、定义、路径和密码，我希望能有所发现，有所破译。”时至今天，我不知道王蒙先生“发现”和“破译”了多少。王蒙先生淡泊名利、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来自故乡吗？王蒙先生腹笥丰赡、学高八斗的学识才华来自故乡吗？王蒙先生汪洋恣肆、雄辩滔滔的口才文风来自故乡吗？王蒙先生涌泉一般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来自故乡吗？……南皮作为一座城市，它太古老、太厚重了：《诗经》的搜集者作者尹吉甫从这里出发又归葬在这里；“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在这里鞣革制甲；中国著名循吏龚遂在这里劝农“卖刀买犊”；曹操在这里大战袁绍奠定了他在北方的地位；“建安七子”在这里吟诗作赋、浮瓜沉李；张之洞以“南皮”驰名于天下，成为洋务派的领袖；张隐韬面对国民*反动派顽强斗争英勇就义……南皮的这一切和王蒙先生、和王猛先生的成就有联系吗？我们确实说不清楚。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里有王蒙先生的根。我们知道王蒙先生的根须就扎在《诗经》的吟唱里面，就扎在齐*的厮杀征战里面，就扎在曹操的金戈铁马里面，就扎在建安才子的饮酒高会里面，就扎在张之洞兴办洋务里面，就扎在张隐韬的不屈不挠里面。当我们细细寻找的时候我们可能找不见它，但是常常在不经意间我们会发现这根须就在那里。
王蒙先生并不认为我们家乡的一切都是好的。他热情而又冷峻地审视着我们家乡的土地。他不像有些作家一样因为某地是自己的家乡就不吝溢美之词，对那里的风景进行夸张的甚至是虚幻的刻画。家乡南皮在他眼里诚如他自己所说，“它既亲切又痛苦，既沉重又庄严”，“为之同情也为之扼腕”。我们的家乡是一块充满苦难的土地。前天我们在沧州举办“风雅颂讲堂”，请*史专家讲述沧州的战争文化。沧州这块地方年历史，有史记载的战争就有多次，“重侠义、轻生死”成为沧州人性格中的突出特点。以王蒙先生喜欢的童谣而论，这里面有豪爽、有兄弟义气，但是也有北京人所谓“浑不吝”的流氓无产者习气，有“妻子若衣服”式的对妇女的不尊重。王蒙先生喜欢这首童谣，恐怕更多的是它真实地反映了我们这个地方人的生活状态。吾乡人说话动辄高声大气，虽然王蒙先生为之辩护（在别人说先生家人“个个像唱黑头的”时，先生反唇相讥说“我看你像唱小旦的”），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是好的习惯。他直言《活动变人形》中有自己家庭“最沉重的经验”，他也直言那里面对一个善于骂人妇女形象的描写是从家乡的骂人者那里获得了素材。他从家乡看到自己：“我，我们的起点是何等地寒碜！我们的道路是何等地艰难！本来就是这样土，这样荒野，这样贫穷落后愚昧，远离现代，不承认这个，就是不承认现实。他解剖自己“在家中突然动怒突然瞪眼之类的不良习惯，仍显然与乡风有关”，“故乡一词里包含着我的悲哀、屈辱、茫然与亲切、热烈，我要说是蚀骨的认同。”我经常感到，他在说家乡的时候，实际上也在说“祖国”；他在说家乡人的时候，它实际上也在说“人民”。他像家乡的一个“庄稼把式”一样，耕耩拉打，提耧下种，扬场簸簸箕，十八般兵刃样样得手，不管是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