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年《青春》第六期。
从泥土里站起来的诗人
-------余守春纪事
张胜友
京杭大河，在坦坦荡荡的冀中平陡然改变流向，一个大回环，慷慨地让出大片土地，形成了一个三面临水、果林密布的村落---河北省泊头市文庙乡尹圈村。
如果你是在初春时来，走进这横无际涯的梨树林里，太阳光是暖融融的，小南风是软酥酥的。如果你不走，一直呆到杨柳飞絮时节，往往是一夜之间，梨花说开就全开了，天照亮了，地照亮了，纷纷扬扬，嘟嘟嘟嘟，远处看象云，近处瞧似雪，一团团地挑在枝头上，素雅而又热烈，仿佛梨树寂寞了一个冬天，孕育了这许久的热情，再不一下倾吐出来，那便会永远寂寞下去…...
天新地新的并不仅是尹圈，不甘寂寞的的也并不仅是梨树。
在中国一个难得的春风浩荡的盛世里，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世世代代报种小麦，耕耘高梁，收获着欢乐，也收获着忧患的农夫们的后辈心上，也正骚动着什么…...
“我是站立的我属眺望”
-------余守春《坦露》
一九八二年四月，相任公社团委副书记的余守春不想干了。
无疑，这里有文学的诱感。
余守春的双亲都会唱民歌，尤其是父亲，有一套现编现唱的功夫。村里有什么喜事，常被人家请去唱喜歌助兴。就说盖房吧，他到了那里，稍稍一站，便出口成曲，一编一串，“老师得的瓦刀七寸长，盖了东房盖西房，东房盖的是长流水，西房盖的是万年长。这棵梁是好梁，生在云南林海里，长在盘龙卧虎岗……”余守春曾整理出一大本，可父一字不识，八罗当岁当长工，十ニ岁就江活，挑水，水缸比他的身子还高。四二年加入了共产党，担任农委会主任，大刀队队长，和乡亲们一道在这一带与鬼子展开了冀中平原上闻名于世的地道战。
父亲的爱好陶了他，父亲的经历又启示了他。从小学起，余守春就在多方面发展自已。他爱画画，画五角星、天安门，画树、花、草、蚂蚱，更爱画山，在他的想象里，山起伏的气势一定很了不起，象风暴来临前的大海一样，生活在大平原上的他，多么想走出去，亲眼见见大山和大海呀！他愛写字，上中学时学校里有一位老师叫赵玉西，原是新华社记者，五七年被错划成右派，他家里收了不少苏东坡、柳公权等各家的字帖，赵老师要余守春每天来家里摹一张帖子。母亲每个礼拜给儿子三角钱菜金，尽管在学校中午买一份菜只要三分钱，他也含不得买，两个离窝头用一碗水送进肚里了事。省下来买笔、买纸。后来，他又迷上了写诗，有一年清明跟着父母上坟回来。他翻到了一本《千家诗》，里面有二句。“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联想到刚才上坟的情景，刹那间，他的整个生命都似被某种神奇的力量给震慑住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一经诗的点化，竟能如此有声有色，有情有义！他一下爱上了古典诗歌，自已也开始学写诗了，有一首描绘自已苦学生涯的诗云，“房外纷纷雪，窒内煌煌灯，空中雪不止，灯下笔难停，临睡闻鸡啼，起床喜日升……”
余守春决非象孩童玩家家那样，一有兴味，玩上一阵，兴味倏然退了，便“锅、“盆”、“碗”、“灶”给一下踩了。打从爱上那天起，他便感到自己的生命该永远属于那片艺术的天地，为了充实自己，他度过了多少这样的寒窗孤灯之夜呀，先是《芥子园画谱》、《花鸟画画谱》、《牛氓》、《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唐诗三百首》，渐渐地，文、史、政、经，无所不包，《浮士德》、《莎土比亚全集》、《文学风格论》、《中国文学史》、《论美和艺术》、《美的探索》、《随园诗话》、《词论》、《心理学》、《资本论》、《政治经济学》……不敢说这些书余守春都读懂了，都消化下去了，可是只要看看这些年来他走出的一行行脚印，就不能不承认这一个生长在穷乡僻、在那场大浩劫里读完所谓“高中”的青年，的确还是不简单的，论字，在村里称得上是头一枝笔，逢年过节，或者办什么喜事。给人写门联总忙得不亦乐乎；论画，普及型的，轻车熱路，乡亲们有谁落成新屋，画墙、画柱、画玻璃。全找他。提高型的，也能对付，他曾有一幅油画《运河两岸春意浓》参加了省美术作品展览；论写作，除了在省、地各新闻单位发了二十多篇报道稿外，还用诗歌在八一年一月敲开了《河北文学》。八月又敲开了《诗刊》的大门......
如果仅仅是出于文学的诱感，那么在公社搞创作的条件不是比在家里扛锄头，拉耧要更好吗？首先每月有几十元固定的进项，旱涝保收的，用不着为ー日三餐分心，再有八小时工作制，一下班，别人聊大天、摸扑克，他关起门来看书写作，各得其所，谁也不碍谁。还有，公社广播站，只要他愿意，大小也是一块园地，他曾经几次将自已的作品搞成配乐诗朗诵，在广播里放了，当然不能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比，可听众也有几千几万哪！退到底说，稿纸、信封也有个来源，在公社，每月他领用得最多，没有谁会皱下眉头，可回了家，一本稿就得从自个腰包里掏出个五、六角呀！人一辈子总得挪几次窝，要走总是往上走，余守春啊，为什么要将这一切抛置于脑后，竟打起主意要往下走呢？
自从余守春在刊物上发表作品后，幕名来找他的年轻人不少。在接触中，他发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富民政策也使大运河的乡野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广大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有志青年产生了精神生活的需要，他们不再满足父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视线已从自家的小院延伸开去，看到了比责任田宽广千倍的原野，看到了比责任田辽阔万倍的地平线。爱上了文学，希望在一手拿锄之外，再一手拿笔纵情抒写八十年代农民新的思想、新的生活、新的追求的青年，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批，一群，遍布了全县的所有公社……
希望是好的，但实行起来多么难啊！鸭梨熟了，摘下来装进箱，送去城里卖就是，可写作这东西，写了不见得就有地方发表。尽管现在的文学刊物多如雨后春笋，但文学的小道上，更是万头攒动，人流如蚁，“泥腿子”们想挤进去，不管旁人怎样看，首先自己就会感到胆怯。一九七八年四月，余守春到县里参加通讯报道学习班，在这期间他写了首二百多行的长诗《跃进之歌》，班友们看了，都以为写得不错，鼓励他送去县文化馆。他所住的县委招待所离文化馆只有几十米远，可他思量来，思量去，硬着头皮好不容易走完了这几十米，最后还是怯步了。文化馆在他的眼里是一座非常神圣的艺术殿堂，自已一个亦脚农民怎么能随便进去？他左顾右盼，举止无措、蓦地瞥见文化馆门前挂着一只绿色的邮箱，就象发现了一根救命稻草，于是抖抖索索地赶快将稿子入了邮筒。第三天学习班就要结東了，他实在按捺不住焦躁的心结不由自主地又朝文化馆走去，在门口遇上文化馆的孔柏昌同志，“你叫余守春吗？”他点点头，接着告诉他。“朱老师看了你写的诗，必认为不错，打算用在《梨花》上，他正在给你写信哩，你快看看去吧！他一边应着好，一边却放慢了步子。待对方一过去，他连忙跑回了招待所，收拾东西准备乘车回公社等信。不知怎的，稿子已有把握了，他还是没有勇气踏进文化馆的门坎......
也许是某种偏见更加深了青年们的自卑心理。在有些人看来，不是阿Q，便是闰土，要不就是陈奂生，即使是西装革履了，腰缠万贯了，也还是土财主般的浅陋，暴发户似的粗俗。农民嘛，再有变化，总还是农民！余守春便亲身经历了这样一件事：一次，他到泊头市新华书店去买书，见到书架上摆着新进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西方爱情诗选》。他眼睛一下亮了，指着这两本书，忙请店员过来。可唤了几次，那位五十开外的店员象没有他这个人似的，仍和一位衣着入时的年轻姑娘在闲聊，还酸酸地飘过来一句“这类书，庄稼人看得懂吗？”那姑娘侧过头斜睨余守春一眼，象是在打量件什么东西似的，他皮肤黑一点，手脚粗一点，衣服旧一点。而后微启樱桃小口，嫣然笑了。他却火了，大步走过去，几乎是吼道：“我就是庄稼人，我就要买这些书！”说毕，倾囊所有，共有十多元钱，一起丢在柜合上，而后东指一本，西点一本，老店员不得不去拿了，让那姑娘站一边冷落了好一阵子…
他打算办一个《文庙周报》，除主要刊登本公社新闻外，再辟一个文艺副刊，以此作为青年们作品飞出去的起点。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打算成了泡影。接着，他又计划办一个业余文学小组，将文学青年们组织起来，汇成一股飞出去的力量。他写信告诉文友们，大多数人极为赞同，也有人劝他不要去惹此事上身，小组一搞，必然要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和创作。在余守春眼里，为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尽力，在这大变革、大转折时期，让祖国清晰地听到这来自乡野上的呼唤，也是一件大有意义的工作。
“我是播种者，属于春天天涯的新绿”
———余守春《坦露》
一九八二年七月四日，在期待、焦灼中等到了......
这天上年十一点钟，十二名男女青年汇齐在余守春的那间土屋里。靠炕的墙上贴着他自画的岳飞像，下书：“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还有一张条幅——
“诗人有一个主，那便是人类。人类的一切在我都不生疏。”
——维克多·雨果
各人都带来了献给这个日子的习作或日记。当余守春念起自己日记中终于寻觅到知音的感慨，宋长营赶快过来他的习作，题目就叫《知音》，接着，老大哥、尹圈村民办小学教师张建国，以教师的风度，从容地掏出他的习作《知音》。那边，金玲激动地揉搓手掌，尖着嗓门说。“唉，我也写了一篇《知音》，可惜没带来……”书风一边匆忙着日记，一边接着喊！“我自已没有写，可我抄了一首电影《知音》的歌词，写得真好！”…...“天黑下来了，余守春下意识地拉亮了电灯，一看挂钟，才三点多钟，他纳闷了，望了望窗外，满天涌着浪般的乌云，再转回屋里，竟没有一个人察觉那正如隆隆马队掠过长空的雷阵，雨哗哗地响起来，大伙儿的话语仍旧哗哗不息。似乎这是第一次，也将是最后一次见面一样，谁都恨不能将前二十年、后二十年的事情，在这一下午给倾吐个于干净净！
雨果呀，在倾听遥远的东方这一群年轻的中国人的胸怀与憧憬；岳飞呀，在注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十几个想当诗人、作家的庄稼人，建立起自己的组织——“朝花农村青年业余文学小组”。一致通过了“组员守则”：“我们也许永远做不了诗人、作家，但一定要做一个新时代新型的农民，做一个正直的、有责任感的、有较高情趣的、热受生活的好青年……。”一致通过了小组的活动方式：一般每月集中一次，“会诊”各人习作，交流创作、读书体会，辅导文学创作和其他有关社会科学的知识，制订下个月的读书计划、创作计划。创办《朝花》诗歌双月刊，农民写，写农民，发现，培养和团结农村的文学人才…...
尽管小组一月才活动一次，可几乎每天都有组内、组外爱好文学的青年来找余守春。有一位叫王艳玲的女青年来信道：“我现在很生自己的气，越写越没出息，写一篇死一篇……看来要搞创作，非要有恒心和坚强的毅力不可，我不行，两者都不具备，不久就会被淘汰掉的。”他当即回信，在分析了她的有利因素之后，他写道，“假如您真的以为自已没有恒心和毅力的话，那是您的毅力、恒心睡着了。那么，就让我这封信去唤醒它们吧！——我很高兴做一个搅梦的人。”书风本来就信心不足，可弟弟书新因为多写了几篇小说还嘲弄她，余守春知道后写了张条子要他来一趟。他来了，余守春狠批评了他一顿。“以后咱不这样了，行不？”声音本来就不高的书新，这会几更低成蚊子似的。天黑时，余守春选了自己的几本杂志，送他走，“拿上吧。不送你书，怕你以后不会来呀！”还可以随便翻上他的一天日记为证——
年9月6日
上午，正要去割谷子，郭铁柱来。送来了他的小说稿《入伍之前》，还有五十多页的电影剧本！另外正捎来了毛同岗的诗稿。
谈了有二十分钟，将稿子都留下，答应日后读读他的剧本。他见我甚忙，不肯多待了。我因实在是忙，便送他走。
上午割谷子……午饭后，倒艺麻。
倒完了芝麻，回到屋里改郭铁柱、毛同岗的稿子。《入伍之前》的原题为《初恋》，我觉得不好，就改了。最后升华了一下，添了一个要奖章的小情节。稿子基本全了，只是书新的《五斤猪肉》还要抄一遍，徐书格、徐春海的诗歌还未到。
下午，仍然去割谷子。走之前，我对秀存说：“今天下午你用一下心思，晚上给我写一首诗，就以下午劳动为题材。”“行！”她笑着答应说......
晚饭后，整理这一大堆稿子。《朝花》又新添了一名作者——从秀存的日记里找出三、四首小诗，选了一首短的，想送。秀存开始不愿意：“俺不行。”最后让我说得她同意了。
“俺待写好了再投”
晚上，她写出一首《谷子笑了》
谷子笑了，谷子笑了，
鼓鼓的小眼睛
瞧着一把把镰刀。
它笑着
给后来者腾出地盘。”
拿给我看后，很高兴，鼓励她多写——“你才十四岁呀！”我说。
作为组长，余守春所承担的事情还远远不至这些。他要及时处理来往信件，推荐好的稿件，请省、地、县文艺部门的同志来尹圈辅导，自己还得备课他讲过怎样观察生活，提炼主题，诗的构思，比喻的发展和技巧，通感、变形……他还要编辑《朝花》刻好蜡纸。一刻一个星期，掏自已的钱买来纸张后，与建国去小学校印，一印又是一个通宵。十月二十四日黎明，捧着刚印出来的，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朝花》创刊号，两个已做了爸爸的年轻人，一路上跳呀，蹦呀，回到家又说呀，唱呀。把守春的女儿娜娜、建国的儿子小军部给看傻了……他们此刻的心情。创刊号上守春的一首诗《这里，原来是一片碱场》，作了最真实的形象的记录
“这里原本是一片碱场
今年，成熟了不减产的高粱
成熟了鼓胀着信念的大豆
成熟了失望后播下的希望
呵！此刻它正用沉甸甸的语言
向人间宣布：告别荒凉
自卑，往往缘于外界的慢待
热情，能在云影上收粮！”
余守春的热情象一团火焰一样，既温暖着每一个人，又点燃着每一个人。金秀芬每夜读书到下半夜一点以后，有一次赶上没电，她伏在桌上睡着了，胳膊碰倒了油灯，糊墙的纸燃着了，亏得父亲发现，才避免了一场火灾。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她读完了《诗论》、《郭小川诗选》、《文学概论》等十二本书，写出了四十多首诗歌。徐抒心为了能多订阅几种报刊而又不给家里增加负担，自己去拾知了皮换钱。张建国一天夜里写了首反映为孤独老人担水的小诗，诗里有一句是“从井里提上来一个月亮。”写完后，他忽然想：月亮能映到井水里吗？一下拿不准，他睡在床上也不安稳，便爬起来，一直走到村边的井台旁，见月亮映不进井里，又匆匆回到家里，将那句诗改为“水桶里担着一个月亮”，这时已是深夜十二点多了……《朝花》从第五期起。由原县文化馆拨给纸张，在文化馆工作的组员孙桂岩提出改刻字为打字，而且由她来承担这一工作。她利用业余时间来打，打一期就得十几天。打好后，她通知余守春，他即骑十八华里的自行车到泊头，把车子搁在朋友家，然后又乘近六十华里的班车赶到原县城交河，先是校对，无误后便和孙桂岩一道油印、装订。不久，因为各方面对《朝花》的需求量增多，一般的油印机印不了几百份，她打听到了一个有速印机的单位，便请管机子的师傳帮忙印刷。这个师傅用去的也是自己的业余时间，她很不过意，又背余守春用自个的钱去送礼。组员们陆陆续续能在一些地方刊物上发稿子了，大家也都学余守春的样、将稿费贴补组里，用以开展各种活动…...
向着同一个目标前进的人们，友情是最真挚的。進发了一篇稿子总有人买来一摞杂志，给大家分别报信，看着同伴的名字变成铅字站在杂志上，谁都感到这是咱们的小组站在杂志上，而对着一个年轻起来的世界。一个个兴高采烈的模样，决不会亚于中国女排终于“三连冠”，得了奥运会冠军…...
“我是行走着的我属于路程”
——余守春《坦露》
一九八四年二月，《呼和浩特晚报》办的《自学》创刊号的“发刊词”里这样写道“我们几位山西刊大学员走访了“自学者之家——《呼和浩特晚报》社《刊大之友》编辑室。编辑老师热情接待了我们，并拿出全国各地自学组织创办的小型报刊让我们看。其中，尤其感人的是河北省泊头市文庙乡尹圈大队余守春组织的“朝花农村背年业余文学小组刻印的《朝花》小报，这里凝聚了多少心血！
九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国际广播电合来尹圈采访，建议将小组改名为《朝花文学社》，不久，以三十八种外语、五种地方语言向世界各国、港合同胞介绍了这一民间自学组织。
路，似乎很平坦；人，也似乎选得很迅疾。然而，此中酸甜苦辣的滋味，只有行路者本人才知道......
余守春的魂早要丢在了诗国。他几乎无时不想起诗：买来两盒“东风”香烟，抽出一支，硬梆梆的似根棍子，好不容易点燃了，使着劲儿吸，也难吸出烟来。他一下联想到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烟倒了牌子，可以不买。诗没了诗味，可以不读，但倒了牌子的烟照常出售于市场，没了诗味的诗依然见之于刊物；在多日的忧愁之中，终于等来了一辆卡车，运走了自家的鸭梨，他又由此感慨，象诗一样，无诗时苦恼，诗来了发不出去更苦恼...…他几乎无处不冒起写几句诗的念头：坐在自已的土屋里，望着墙上的挂钟，他一下发现这里有诗——如果人生是一棵大树，知识是它的叶子，果实是它的价值，每一个钟头则都象是一朵花；夏日，他见小院里绿篱笆执著往上悄然爬去的牵牛花，顿时吟出四句——
“曲曲折折地思索，
探探索索地进取，
兢兢业业地生长。
认认真真地开花”，
当灵感来了，正赶上干着不能分心、脱手的活时，当有创作素材却没有时间去写时，当有习作却没有时间去抄时，当有好书不能安安静静地关起门来读时…...余守春就盼着天顿降倾盆大雨，夜斗不转星不移，甚至冲动地想犯个小小的罪，可到监狱星去蹲上几个月，完成自己的构思...…毕竟这些都是幻想，他只有靠熬夜，靠把梦让给别人去做。每天，基本上要到十二点左右，他才能处理完社里的事务，这时，为不妨碍妻子体息，他用一个茶缸扣上自己制成的一盏二十五瓦的台灯，接着开始读书，或者写作，一般要到三、四点钟。这片三面临水的乡野上只剩下这一点孤灯啊，万籁俱静，万籁俱静，只有在秋天村北满洼地县发出的一阵“呜...…”、“呜..…”声，才来陪伴他的滚滚思绪、迭迭心潮。这响声是当地称作“米养馋”的种小鸟发出的，它花身子，细脖颈，长长的尖嚎，专食蚂级。一到子夜时分，它们便飞下地来，长嚎对准准地上的一个个蚁穴，一声连一声地叫着，好似大风滚过原野，哪怕里嘴喋血，也毫不松懈，直到把穴里的蚂蚁给囔出来...…
时间，对余守春说来比金子还珍贵：他和妻子去地里干活时，常常是发了疯似地撒腿就跑，到了地头不待缓口气，就拿出书来读，等妻子到时，他可以看上十页书；他总随身带上一个小本或是几本杂志，别人休息了，他坐一边上几页，别人收工了，他再呆会儿写上几句。《无名文学》八三年第六期发的他那一组诗，他都是在夜里浇地时写的。他打起手电，赶紧在一本杂志上记下这美好秋夜给自已诗心的启迪，直到电简光情悄隐去在蛋青色、似水一样漫开的晨光里，直到“一个浑圆的地球/在我晶莹的汗珠上，苏醒”...…
生活上也是个事，一个五口之家，父母六、七十好几，不能下地了，娜娜只有六岁，主要劳动力就是余守春和妻子书铃了。在亲戚，文友们的相帮下能种好责任田，可以吃饱饭。再加上梨圆的几百元收入，可以维持一般的日用开支，然而想发家富，则是不行的。如今在村里富裕起来的人家，主要靠的不是责任田，而是出外搞工副业、跑买卖、谋活干，这些可都是男人们干的事呀，余守春却出不去，动不了，文学社如一枚钉子，将他给钉得牢牢的。那就安心过这种清贫的日子吧，可还不成，在家庭的收支账上，余守靠带来的不但不是正数，连零也不是，而是负数…...
父亲呀，有着一张北方农民典型的脸膛。因为长年干旱，风一吹，原野上便尘士飞扬，他险上的线条斧凿般有棱有角，皱纹盘曲的皮肤，让人想起龟裂的土地，纵横的河刚，油画一样凝重的黑肤色，和他常穿的一件深色粗布掛浑然一体；他正有一双老茧几平厚成鞋底的大手，“抽出过七十四个秋/孵出过七十四个春/捏碎去七十四个冬天的冰渣子”...…就是这样一位勤劳一生的父亲，尽管搞不清楚儿子搞的那文学社有多大意义，可是见上面有人支持，下面有这么多后生着了魔似地参加，不是寻衅闹事，闹个鸡飞狗跳，而是读书、写字，他就琢磨这是件好事。还有，儿子的诗真登上了报刊，一子大字不识一个的他没能成为诗人，可今天他成了诗人的老子，他脸上觉得光彩，他更得支持！
吃亢咽菜多半生的父亲呀，前二年，还舍不得扔掉发馊了的高梁面饼子，那饼子，掰开来拉出很长的丝，他一边往嘴里填着，一边还不住地说：“有嘛味呀？没味，好好的。”就是现在饭桌上剩点黄瓜菜，母亲要扔掉，他也吹胡子瞪眼，然后拌了块饼子给独自吞了......就是这样一位节省一世的父亲，在小组成立之初，便在院子里用砖坯垒了一只大灶。坚持要让来活动的组员们在自家吃午饭。平时，一听儿子有文友来，或是省、地、县有同志来指导，便高兴得什么似的，天一亮，便拎个篮子去赶集…...
这里，还得提到余守春的母亲。有一回，他一位文友来，送了包麦乳精给她。她问。这玩艺是朱秒不？”“不是，是麦乳精，有营养的。”“怎么个吃法儿？”“用开水冲，冲了喝。”“得值不少钱吧？”“值不多少，哈哈，值不了多少。“值不了多少？！反正这玩意两毛钱买不来”…就是这样一位至今连麦乳精都不知道为何物的老人，每当知道家里有人来，便一夜睡不安稳，是素包子。还是蒸馒头？弄几个盘儿，炒什么菜？天亮，也总交代娘妇，“吃完饭你就去推磨，打几斤白面来，咱家剩的都是黑面了……”
就不提费钱、费精力了，光是烧的柴禾也不得了。在大平原上，弄柴禾本身就难，要弄也只得由男人去弄，可如绞干了的毛巾，连最后一点点时间都被挤干了的余守春，哪能有分身法呀，最后又只能掏钱去买。凡事还是得归结到钱上来，为了省钱，母亲常去邻村的三姐家串门。一住十几天，为了贴补家用，要子书玲去大队办的厂子上夜班，从夜里六点上到凌晨三点，余守春在日记里写道：“她那纤纤弱弱的双手，/一下一下把铁轮摇转，/每转一圈就生产一个铆钉。/每生产一个铆钉/她就出产一身热汗，/整夜铁轮在转/要转一万多圈，一万多声的呼唤，/唤来一元大钱/而我每天，要抽六角钱的香烟/我给她去送手电/我给她去送羞愧……”尽管如此；生活仍不免拮据，拮据得有时他去交河印《朝花》，七角钱的汽车票钱，都掏不出了，而他还再三叮我们，这些千万不要写进你们的报告文学中去。
余守春又是幸福的，他不但在乡野上有知音，而且在城市也有知音。一批有识之士一直欣喜地注视着这个从冀中平原冒出的、身上充分体现了八十年代中国农民特点的青年人，以及由他创办的文学社。《诗刊》主编邹获帆同志写信给他“我想你如果坚持下去，不为一时的得失而停止写作，必定会取得成果的。你有优良的条件，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可能生活艰苦一些，但你有拥抱现实生活的特别好的条件，因而加以珍惜，并坚持不懈的实践，必定会有好成绩。”几千里之外的《星星》，也将自己的星光，投射到了这里，经常联系的编辑是一位“洁姐”，是她建议在《星星》上介绍“朝花文学社”，是她力荐发表余守春的组诗，有一回她来信道：“四月号我们要发你的一组农村题材诗，发在首页上，我很兴奋！”心之热，意之切，溢于字里行间！这位“洁姐”不是别人，正是流沙河同志的爱人何洁，早有文章介绍是她曾以冰滑玉洁般的爱情搀扶着一位著名诗人，在高压之下一步步执著地走出了那漫长的厄运，此刻，余守春再目睹她的来信，真恨不能在信封里，装上一对莹然欲泪的眼睛给她寄去…“此外，赵日升、边国政、刘小放、王洪涛、刘哲、李发模等诗人、編辑，也都来信或临尹圈鼓励、指导。
余守春也不乏苦恼。他不明白自己办文学组，写诗，是吃饭塞了谁的牙，还是走路了绊了谁的腿，可总有人眼如冰渣子；贴在他的背脊上，两片嘴唇象一把刀子，冒出一串串冷嘲热讽戳在他的心上……平常就没事寻事：八三年二月，沦州《无名文学》编辑部聘清他担任业余编辑，每月给他寄一包诗稿来，没多久，公社大院里有人嚷遍了，“余守春和文学社写的稿子金被退回来了——好大ー抱！”“一年了，干了些哈？自个儿胡闹不算，还領着一班小青年瞎折腾！”他无法去一一解释、澄清，只能强自吞下这委屈……社会上一有动静，那就更浪高三尺了，全省清理精神污染，调整刊物开始后，各种流言纷至沓来，“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国家刊物咋会不登？民办刊物没一个好货！得好好查査《朝花》和余春！”“运动来了，还挡得住？！连省城的《长城》也给封了。这回不管《朝花》的名气有多大，一反污染就得污下去”……而且各地自学组织创办的小型报刊，的确在纷纷停刊，据传说有关部门也将决定停办《朝花》。
亲友们在担心、社员们在忧虑《朝花》的命运。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朝花》上发的东西是好货还是歹货，谁都心里有数，可谁都能感到，这回风浪的势头，是多多少少和文学社有关…无论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庄稼人，都闹不明白这政治是咋回事？人们默默地注视着余守春，是办还是不办了，是散还是不散？这得由他拿主意。
他瘦了，脸上似乎在进行“造山运动”，眼窝落了进去，额骨凸了起来。写着，写着，忽然会恶心，头晕起来......
他毅然决然给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高扬同志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高扬老师：
知道您老很关心我们这一代青年的成长。
我们以为、八十年代的新型农民，不同于他们的父辈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帮助我们摆脱了贫困的枷锁，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挣断了文盲绳索的我们，精神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多彩。办《朝花》的目的很单纯：旨在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为农村两个文明的建设贡献绵薄之力。假如您老认为我们的方向正确，就敬请写几个字来，假如我们这样办不行的话，也请回信，我们马上停刊......”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河北日报》曾发表高扬推存陆文夫的小说《国墙》的意见，内有这样一段话，“象马而立那样的干部，大概哪里都会有，他们的处境如何，也值得各级领导者负责检查一番，不要让诗人再发出。何世无奇才，遺之在草泽的叹息。”余守春想试探一下省委第一书记......
“我是收获者，属于金秋饱满的收成”
——余守春《坦露》
一九八四年一月九日，河北团省委的二位同志受高扬书记的委托，来尹圈考察，并宣读了高扬书记给团省委吴振华书记的一封信。
信中说：
“看了余守春的来信及所附的材料、特别是诗刊，我反复想了如何给他们以思想指导和物质援助的问题。
一小群想做诗人的农村男女青年逐渐赢得了一点声名，这自然是十分可喜的事情——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但是我想，这一小群青年人如果不认真提高自己诗作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很可能在吹捧声中自我陶醉，落到王安石《伤仲永》那样的结果。
接着，在向文学社的思想、学习、创作三个方面提出指导之后，高扬书记写到：
“若是这些文学青年赞成上述观点，我主张可以由共青团出面，帮助他们向省内报刊推荐诗作，同时在置购图书方面给他们一些物质援助。”
文学社的社员们当然不会知道，高扬书记是在一种庄严，紧迫的气氛中走马上任的。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以红头文件通知河北：中央决定由高扬同志担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立即到职；前任几位负责同志接此通知即离任回京向中央报到另行分配工作，无论何种意见，一律到京后再说…但是他们能感觉到：他是在迫切需要结束河北经历的五年的曲折和延误，迫切需要在这片十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创四个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关键时刻，领衔受命来河北的。在日理万机的浩繁工作中，年事已高的他，还如此尽心地扶植、指导一个农民文学社的成长，这不也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吗？
面对老一革命家的热诚关怀和期望，在座谈说中，这些不是“君子兰”、“紫藤萝”，也不是“文竹”、“丁香”，而是开在乡间小道边，老牛深深的蹄窝里的“野菊花”们，一个个心潮跌宕，女社员们更是抑制不住感情，发言时泣不成声......“余守春朗诵了一首即兴写的诗，开头是“天气多么晴呀/在响晴的今天/我思念一个人，”结尾是“我没有见过他/但我见到了/ー个河北振兴的前景。”夜里，他意犹未尽，笔走龙蛇，忙着给关心《朝花》命运的、四面八方的同志、朋友们写信，可信里只有一句话：“感谢高扬！”
地区党政军领导前来看望“朝花文学社”社员；泊头市委、武装部、团市委等部门领导来看望大家；
团省委、团地委赠书给文学社；
地区各部门就图书、办公用品、文体用具、活动经费等方面给文学社以支持；
河北人民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赠书给文学社......
河北认识了尹圈。除了收梨季节，一向清闲的运河大堤上，卧车、吉普、面包车，象潮水一般涌来，那车轮扬起的滚滚黄尘，让人想起悲壮的抗日战争年代，这片英雄的土地上不息的烽烟......
中国认识了尹圏。《河北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文学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通讯或者报道，介绍了“朝花文学社”。
就在见了余守春的相片登上报纸的那天，一向只穿那件深色粗布裙的父亲，穿上了几媳刚给做好的一件中山装，兴冲冲地要来采访的记者也给他拍张照片。站定了，他胸脯直直地挺着，双眼也直直地瞪着镜头，险上的肌肉硬得似绷紧了的牛皮鼓面，象是一副在跟谁过不去的模样。一边的儿子说：“这样照出来不好，还是自然些”，他一摆弄，可又象旱苞米一样蔫耷耷的没有精神......“记者，儿子着急，老人自已也感到活受罪。突然，他走开，去屋里拿来了簸箕，放上几个从囤里取来的苞米，那圆鼓鼓的，比阳光更耀眼的苞米粒，给他黝黑的脸上了一层金色，象是一座铜头雕，脸上的皱纹全舒展开来，似旱象解除的苞米叶，一片片在雨后如洗的蓝天下，抖动晶晶意……“咔嚓一声，此时，照相机响了。
也许是遗传因素在起作用，和父亲一样，余守春走到了“镜头”前，转眼间成了新闻人物，总不那么自在。每日里，迎来送往一批批领导，一批批记者，接见、讲话、汇报、合影、采访……面对一种身不由己，无可控制的局面，他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苦味。有一次，他去沧州，听说《沧州目报》马上要发社论，内容是号召在全区背年中掀起学习余守春的活动。他赶去报社，地区郑专员正在那里主持会议，研究如何文持“朝花文学。”待会议散了，郑专员出来，余守春上前去，真想说几句：“专员，千万不要号召学习我，我真是个顶普通的人呐，不是英雄，不是模范，不过是爱诗，写诗，也愿更多的人爱诗、写诗……”郑专员走得匆匆，他也难免没有顾虑，最终，这些话只好咽进心里。
就象父亲作为一个老庄稼汉，只有和以汗水心血凝成的果实在一起，精神才自然一样，儿子也只有和诗、和文学社在一起，心里也才踏实。他由衷地感激各级领导的关怀和勉励，感激各个报刊的宣传，但是这些都不是阶梯，他和社员们能不能避免落到王安石《伤仲永》那样的结果，文学社能不能上去，而且真正站住，关键还是自己作品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能不能提高，对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能不能有所贡献。
余守春牢牢抓住了根本。
到我们采访时为止，全社共写诗五百余首，小说、散文、评论四十余篇，读书笔记、生活札记万余篇，在《诗刊》、《星星》、《农民文学》、《长城》、《花山》、《瀚海潮》、《青年诗人》、《云岗》、《溪水》、《无名文学〉、《青年文学》等刊物发表作品百余件。有评论道“诗清新，质朴、自然、而又不乏现代感，这对文化生活还不甚发达的农村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从这些极富生活实感的诗行中，我们感觉到了那生活、思想、感情的份量，这是真正的生活和诗的主人公的诗句......”以徐抒心为例，他十七岁，是文学社里最小的社员，他写过一首诗《雷哟、闪哟、雨哟》运粮的马车/压得乡路悠悠颠，/红缨子长鞭半空爆/划出道道银闪电，/喷珠吐玉的打谷机哟/牵得蛟龙飞，银蛇旋。/雷哟，闪哟，雨哟/把酿了一个季节的幸福/给农家灌得仓流囤滿。”又有评论云：“排比和博喻在一位十七岁少年的笔下运用得多么自然纯熟！在由生活美到诗美的捕捉和升华过程中，那诗境、诗味、诗趣、诗韵不是都油然而生了吗？”
当我们理头写此文时，收到了余守春的来信。他告诉我们，花山文艺出版社已决定为“朝花文学社”出一本诗集。另外，文学社的成员已发展到二十五人，分别来自附近五个乡的十三个村。其中，余守春是省作协会员，并选为沧州地区文学工作者协会副理事长，七名社员是地区文协会员。
《朝花》有了名气后，全国各地农村背年的来稿、来信雪片般飞来，余守春和副社长李志云认真阅读之后，对有一定基础的稿件，他们都必定复信，并从中选一些优秀诗稿在《朝花》上的“大野诗鸿”和“新绿”两个专栏里发表，或者推荐去《无名文学》发表。他发现：农村决不是鸡窝，而是森林，是大海，有强龙，有凤凰！他为之欣喜，为之鼓舞！当接到有的农村青年寄来的诗稿是用发黑的草纸，用过的帐簿纸抄写的，余守春还主动给对方寄去稿纸、杂志和书，他不能忘记多少人搀扶过他的手。有一段时间，他连寄稿子的邮票，都是县文化馆的者师给的呀，在文学崎岖的小路上，自己也应该竭尽心力地去搀扶别人……
不仅仅是在文学的小路上。山东单县一位农村姑娘吕宇来信说：“我今年高考又落榜了，我的一位朋友因为落榜，受不住家庭的压力和周国人们的冷言冷语，追求的翅膀折断了，我怎么办呢……我真慕你们的环境和气氛，吸收我入社吧，哪怕做一名名义社员，我也是求之不得呀，因为我需要一个集体，我害怕孤独......”信在社员们手中传阅后，大家都落泪了。余守春和社员们轮流给她写信，女社员还同她交上朋友，《朝花》上同时选登她的诗作，经过大量的思想工作，重新唤起了她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理想的追求。现在，她私人经营起照像馆，正在本省的报刊上发表作品。此事经报刊介绍后，单县文化馆立即驰函，信中说：“我们窘惊地读到了“山东单县一位农村姑娘”的信，我们反复读那段饱含声泪的文字，从中听到了千万个农村文学青年对时代的恳求和对新生活的呼唤，我们感到羞愧和不安......在检查过去工作的基础上，我们重新修订了工作计划，确定了全力关心和植农村文学背年的方针，同时。我们郑重发此“寻人启示，向你们寻问我县那位农村姑娘的姓名，地址，以便寻访问候，追补工作之漏。烦你们在百忙之中来函告之......
山东省莒县桑园公社有一个叫张荣山的青年，从小父母不知下落，跟着叔叔长大。一九八O年高中毕业后，来鞍山投靠姑姑。姑姑要他卖冰棍，瓜子什么的，每天从早六点站到夜里九点，挣到的钱全归姑姑所有。而他到夏天还是一件破旧的工作服，没有衬衫、背心替换。干了近两年，实在受不了，去鞍钢当临时工。他也喜好文学，爱读书，常投稿，尽管稿子无一例外地被退了回来，但同单位的一位姑娘看中了他身上的这股精神，俩人渐渐有了感情。姑姑唯恐失去一个劳动力，却横加干涉，挑起风波……心灵饱受创伤的年轻人，从报刊上看到有关“朝花文学社”的消息后，一次投来了二封信，并用仅有的十元钱，买了来尹圈的车票......
余守春去三里外的车站接来了他。要妻子领着娜娜去了灶屋住；良的父母恨不能倾囊所有，让这个没有双亲抚爱的，身架骨单薄的孩子，一口气吃成个铁疙瘩。夜里，余守春和他谈诗，谈人生，谈优患和优患之中的奋斗，谈失望和失望之后的希望，直到“米羊馋”的叫声又在原野上“呜呜”地响起了，他一定要其先睡下，然后自已又拿个茶缸，遮住台灯，开始了工作......白天，张荣山坐在炕上，埋头读余守春的诗稿，还有全国各地类似吕宇姑娘情况的青年们的来信，来稿，社员们闻讯后，也相互通知，一个个赶来看他陪他，最远的走了二十几里......
在余守春家住了五天，他亲眼目睹了余守春清贫而又紧张的生活，身上的那股宁愿烧去自己也照亮别人的劲头，他感到了自己的幼稚。生活中没有田园诗式的角落，几乎无处不存在着困感，委屈和艰辛，而诗人有着特殊的消化系统，这一切都被钢铁般的牙齿咬碎了，吞下了，深藏起来，而变成对真善美的更强烈的追求。要做一个诗人吗？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这就是诗人的命运......
自已不能再惊扰别人了，他提出来要走。文学社贈送他书还有回程的路费。那天，余守春又去送他，他上了火车后，突然脱下身上一件新的工作服往外扔，自己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他想留下这件工作衣作为纪念，余守春接住赶紧往上扔，他又扔下来。反复扔了七、八次，余守春急了，他也急了，催促列车员道：“快关门！快关门！”列车员火了“你们乱闹什么？火车还要不要开？！上来“嘭”的一声将车门关上。哪知，他双手合十，脸紧贴窗上，嚎啕大哭起来，下面的人也满脸晶晶是泪，列车员有些呆了，也许见这生离死别的样子还有点害怕，忙又打开车门，“那你们再握一下手吧。两个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直到列车启动，才赶忙松开，余守春一边追着列车，一边向着列车员喊：“师傅，路上请您多照顺啊…”
八四年春节期间，县里通知文庙乡，说高扬书记亲自来尹圈看望社员们。这可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全村男女老少，入人笑逐颜开，清理村道打扫庄院......余守春却心里隐隐作疼，我没为乡亲们作什么事情，倒给他们和村干部们添了这么些麻烦，他心里过意不去啊！
在这之前，文学社已经和大队团支部合办了“朝花科技组”，聘请有经验的老农、乡里有关技术人员当辅导老师，定期给青年们上农技课，学习科学种田、果树管理和农业机械使用、维修方面的知识。不久，又由科技组发展为“青年之家”，在学农技之外，还根据各人兴趣，学文学，学美术、学书法，学电气，组织文艺、体育活动……农闲时，基本每天都有活动，小号“嘀嘀哒哒”一吹，象铁盾被磁铁吸引了一样，青年们就立即凑拢了，连那些三十已过的老青年们也抱着娃娃来参加，不到一个月，由开始的二十几个人猛増到六十多人。
这时，他又暗自盘算，文学社该搞点什么副业才好，走以副养文的道路。这样，除了能彻底解决社里活动的经费同题，还可以为乡亲们做点事情。比如买一台彩色电视机，利润大了，再支持村里办好教育，建一座自来水塔……余守春又脚踏实地地干开了，在泊头市委、市社队工业局、外贸局的支持下，现在木器厂已经成立，并且承包给了一位手艺高超的木匠师，文学社和他按利润分成。他去外地参观了一圈回来，自己设计了一种新型家具，刚打出样品就招惹来许多顾客。现在向厂子订货的不少。文学社还办了一家“泊头市朝花开发公司”......
余守春是为了追求自已和伙伴们有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才回乡办文学社的。可两年过去，每当子夜时分，在那盏扣着茶缸、自制的台灯下，他又读起了企业管理和有关技术方面的书箱，文学社也在搞文学之外，开始兼顾经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迅猛发展着的时代，在进一步塑造他，完善他。绘而，这个年轻人，又给了时代以什么启迪呢？
秋天到了，尹圈的歌天可一一
收了，屋梁上挂的是梨，箩筐里装的是梨，屋里铺的是梨，运河两岸、四乡八里都弥浸着浓冽的梨香；大提上整日烟尘滚滚，汽车、马车、拖拉机、手推车，都一个劲儿忙着往外运梨……这一带是著名的“天津鸭梨”的产地，北京、上海、广州，还有辽阔的国外市场，都在等这细嫩如雪、津甜如蜜，汁多如泉的土等好梨哩！
如果你知道了余守春的故事，你就会看到这眼前的车水马龙也给时代送去了新的信息：一个年轻农民，付出巨大牺牲、克服重重困难，领着“一小群想做诗人的农村男女青年”，所办起的文学社的意义，决不会亚于报刊上已大量介绍过的农民买汽车、买飞机、自费出国旅游……
他的目光不仅注视着今天。而且还满怀热情地注视起明天。
再过上一个来月，梨叶红了，红了，走在大提上，朝无际的果林望去，真象是天地间一片蓬蓬吐焰的火海，北京香山红叶的壮观，也不过如此吧......
如果你知道了中国有一个余守春，你就会感到这正是他和他的伙伴们，用青春和热血烧红的一行诗句————
“我们是乡野上真正的主人”
阿Q、闰土、陈奂生......“俱往矣。是的，中国广褒、古老的乡野上，正崛起不但在经济上彻底翻身，而且在精神上也将彻底翻身的一代新型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