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画家李涵先生自传《蚁痕》正式出版，并授权《艺周刊》十大新媒体全书内容精彩首发，虽然李老连
“幸福的童年”为七十年不作之作。
有感念吴祖光先生一句“生正逢时”的话而自慰。以一井之孔见，略现时光之流失，无以评说。
感谢看到这本书的人，由衷的感谢。
李涵
年2月于北京
李涵，年出生，河北省泊头市人。中国当代著名画家。20世纪60年代初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师从李苦禅、郭味蕖、田世光、萧淑芳、吴作人等名家。经过5年的全面绘画专业训练，广泛学习和深入钻研传统的中国书画技巧，并注重深入生活观察与写生，创造出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画取材广泛，花鸟、动物、人物、山水无不涉及，用笔苍劲、浑厚，生意盎然，饶有情趣。
李涵长期从事艺术教育工作。先后在天津工艺美术学院、广州民族民间艺术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美术系任教，培养出很多绘画人才，为弘扬民族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李涵作品
第一章
幸福童年（上）
我童年的幸福不是在物质的层面上，而是有一般小朋友没有的经历，享受到一般小朋友不可能有的生活。甜酒是酒，苦酒也是酒，能喝到苦酒也是一种幸福，才能知是甜，容易得到满足，不挑食。像我这样不值一提的人，没必要写什么东西，只因为我有这幸福的童年，才写了这本书。
几次看到蚂蚁打架，轰轰烈烈的，下死力地拼咬。事毕蚁穴口死蚁堆起了小山，不知是敌人的尸体，还是壮烈了的战友。于是我想到了人，其战事也不过如此。从生命学上讲，人和蚂蚁没有原则上的区别，远远小于生命从无到有的差距，而从无机物发展到有机物的过程可能会更长。
说到人类的历史肯定是人民创造的，没有人民哪来的历史，但写历史还是得写典型人物，普通人的生命过程简单，没有轰动，触动不了社会发展的轨迹，值不得记载。而典型人物，能代表世代延续进展变革的还是所谓的帝王将相，或者是对社会历史有贡献的学术名人，不是千古流芳，也是遗臭万年的人。有些人不管他是好是坏，历史上都须写他，否则的话，事情就说不清楚。一个文明的民族，一个伟大的国家不应该没有历史。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和国家是可悲的。历史对一个民族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历史的完善程度标志着这个民族的文明程度。但是历史是人记载的，这就造成有的历史没有记载真实情况，有时候想知道真相还真不容易。
虾李涵十七岁作品（李苦禅先生书款）
社会上不管哪个层面和个人都可能有私心，有扬善护短的天性，这件事本来是他做得不好，经过他一写，改成好的了。为了集团和个人的既得利益，要抹掉一段历史，以销毁事情的真相，或者篡改历史，从秦始皇的焚书，宋朝三次改写史书，到乾隆皇帝的毁书都是如此。个人传记也是这样，夸大了成就，光写好的，一点缺点都没有，把人神化了。
我是上个世纪年2月出生在东北的长春，当时的长春叫新京，是满洲国的首都。因为是庚辰年生人，家庭排字为金字，所以起名叫李金辰，小名叫庚辰，人们叫我小庚辰，更多的是叫我小辰。我出生后就有两个妈，一个是我的生母，小名叫铜头，没有大名，因为娘家姓陈，户籍上称李陈氏，小脚。另一个妈叫邵素珍，是我父亲后找的，比我父亲小三岁，我把生母叫娘，把邵素珍叫妈。我娘恨我父亲和邵素珍，把邵素珍叫小行子，我和娘生活在一起。
当时的长春是日本人的天下，但我对日本人印象不深，只有上小学的堂兄和小叔、小姑，回家时说几句日语，这是在学校学的。年幼的我经历了多次改朝换代，八岁之前经历了满洲国，老毛子、八路军、中央军，最后到解放。小时候没见过多少日本人，看见当官的多是穿黑衣服挎洋刀，有时候骑大马的人，大人们说他们是高丽棒子，也就是朝鲜人当警察的。
我家住在长春的大马路，离南关不远。家里开了一家所谓的建筑公司，实际上也就是个包工队，连公司办公和住房都是租后院老董家的。院门朝南，进院后是一个东西见长的院，院的东端是面西的库房，堆放些建材杂物，接着是一排朝南的小平房，有三个门，东边的门只是有一间房，是我爷爷住的。中间的门进去除了门厅（厨房）外有三个房间，门厅西侧有一间房约十四平米是我和娘住的，门厅东侧有两间房住着我二爷爷一家，有七八个人。我家有两处房产，一处在新天地，一处在东新京，这都是当时的名字。房子有的自家住，有的租给亲戚和外人。新天地的房子在城内，在那住的有亲戚和在公司上班的人，也有外人。我有个表哥叫陈恒禄，是我娘的亲侄子，有个表叔叫冯贵成，是我父亲的表弟，我爷爷是他的亲舅，我娘经常带我去陈恒禄家住几天。我家里雇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做饭，也只是蒸窝头和煮大锅菜，因为他是光头，都叫他秃老亮。那时候全家包括二爷爷他们一起吃饭，也就是所谓的伙里过日子。后来秃老亮走了，和二爷爷也分了灶，蒸窝头改为贴饼子，玉米面加了很多豆面，当地人爱吃高粱米，我家也常吃高粱米饭。我经常和爷爷一起吃饭，他吃小灶，有炒菜，有时候还吃大米饭。爷爷说大米是日本人吃的，中国人吃大米饭犯法，不能说出去。当时我爷爷也就六十岁，我亲奶奶在我出生后不久就在老家去世了，我们把老家河北省交河县称做关里家。
枇杷李涵十七岁作品（李苦禅先生书款）
开始我爷爷一个人生活，后来又给我续了个后奶奶，后奶奶姓马，北京人，回民，大脚。据我爷爷说我老爷爷叫李绍魁，行四，生了十一个孩子，活了五个，我爷爷是老大，除了和我们在一起的二爷爷外，还有个四爷爷是老小，和我父亲同岁，年生人，属鼠的。有两个姑奶奶，都在老家，大姑奶奶在齐桥，二姑奶奶在泊头附近的三里庄。二姑奶奶的大儿子冯贵成十四岁就跟着我爷爷到长春了。
到东北闯关东是由我爷爷开始的，我老爷爷有神经病，生活重担落在我爷爷身上，我爷爷闯关东的目的地是黑龙江的牛姑台。先去的人回来说那里富，人少，地多，土肥，挖个坑把土填回去地是平的。说明人家那里地是松的，咱老家的地挖个坑把土填回去，会堆起土包，地硬没养分含不住水。说在人家牛姑台靠在地里拣豆子一年也能拣好几大口袋。每年冬天都有从牛姑台回家过年
的人，开春后回去的时候，带一些同乡年轻人去牛姑台。我爷爷当时十几岁就跟着他们去了。那时候没有飞机，没有火车、汽车，有马车他们也坐不起，完全靠步行。那时候也没什么公路，只靠有经历的人带着边走边问。农村没有店，镇上有店他们也住不起，他们都背着行李，也就是被褥，带点盘缠，傍晚到一个村子安歇，找个柴火棚子或破庙住下，找个人家给人家点钱给他们
做饭。除了当晚吃的，还要准备明天带的干粮。在河北地面上吃小米干饭，蒸窝头。农村都是土灶大柴锅，焖不了干饭，等到饭干的时候下面就糊了，只能闷那种半干不干的，叫扭咕头子饭的饭。这种饭米粒尚未完全发开，实际上是很硬的，吃了很顶时候，我们老家铸造、打铁的都吃这种饭。到了东北地面，就改吃高粱米饭，贴大饼子，东北人不会蒸窝头，只会贴饼子。早晨吃饭每人
都吃七八碗，能顶走一天路。我爷爷年岁比他们小，饭量不够大，再加上钱花没了，到了四平就停下来了，没走到牛姑台，在四平打工。开始给一个日本人家里打工，当佣人，那个日本人外号叫土豆子，这是背地这么叫他，他自己不一定知道。
我的爷爷
土豆子对我爷爷不错，他后来到了长春，把我爷爷也带到了长春。这个土豆子到我家来过，我见过他，忘了他的模样。不久在老家的二爷爷到长春投奔我爷爷，当时我爷爷挣了点钱，哥俩就租房开了个修自行车的小铺。有了吃饭营生，老家人就陆续过来了，先过来的有我父亲和他同岁的四叔。我父亲有小学四年级的学历，来长春后考进了一个日本人办的建筑学习班。四爷爷在我爷爷的帮助下到吉林市开了个砖窑，请了几个家乡的人来烧砖。
我父亲学了点建筑知识后搞了个建筑队，后来成立了所谓的建筑公司。通过一些关系，主要是学建筑时有几个同学，大家互相帮助，拉点活，相互中标，今天帮这个弄点活，明天给那个弄点活，都是小活，有的活就是修个厕所。相比十分贫困的关里家来说这里就算福地了，我父亲这时找了邵素珍，抛弃了我娘，这时候我正在我娘的肚子里呢。
竹禽李涵作品（李苦禅先生批题）
我父亲哥三个，他是老二，大伯李玉海留在老家种地，三叔李玉琛全家来到长春住在东新京。同时来长春的还有我二姑奶奶的大儿子我的表叔冯贵成，来时十四岁，刚来时做小工，同时也跟我父亲学建筑知识。一段时间后他来我父亲公司上班，掌握了一些识图施工的本事，当时文盲多，科技人员少，能识图施工也算是人才了。我父亲是公司的经理，二爷爷的儿子李玉清当会计，人称我爷爷为老掌柜，在家最有地位。可能因家庭破裂，爷爷非常疼爱我，我常在他身边，他外出也带着我，狐假虎威，在家里我比较霸道，人们都叫我炕头王，出了家门就老实了，见了谁都怕。
40年代初期日子过的很顺利，我就在这个时间出生，我记事早，四岁的一些事情至今还能记得一些。这是我家的鼎盛时期，我们的家里有个收音机，时称话匣子。有印象的是家里人爱听大鼓书，是王香桂唱的，年幼听不懂，大人都说好，就像前些年人们听刘兰芳说岳飞传似的。后来电视上介绍单田芳的时候，才知道王香桂是他母亲，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当时还是满洲国，后来话匣子突然有了一个特殊的声音，我听不懂，但对他特殊的腔调至今有记忆。这人说话一遍又一遍，大人说这是蒋委员长讲话，是宣布日本投降了。这时整个城市都沸腾了，男人们都出去大搞打砸抢，拿着棍子斧子菜刀到日本人家里去，当时是无政府状态，掌权的日本人垮了，谁管谁呀。日本鬼子招恨，时下对日本人也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抢东西白抢，打死人白打，对付日本女人可以随便。但中国人善良，对女人不滥杀，除了当场办事外，有的还把她们带回来
养着。还有的把她们的儿女一起带过来过日子，不像日本鬼子，把人强暴了还拿刺刀给挑了。在新天地租住我家房子的一个老伯，一直在国都电影院门口摆摊卖水果，一个人带两个男孩，这时家里来了个日本女人，还带来个女儿，老头儿女双全，很高兴。日本女人有礼貌，对人温柔客气，不光是她们知道自己的命运，而是本身素质好。而对日本男人，特别是军人就不那么客气了，见了就往死里打，就是想让他死。听有人说，他在街上看见一个日本军官挥着洋刀，众人围着他不敢上前，人群中有人扔了块砖头，砸到他头上，众人上去用棍子把他给打烂了。
小熊猫李涵作品（吴作人先生补竹）
蒋光头虽然在话匣子里着实风光了一阵，老百姓把他当成了打败日本的英雄，对他很崇拜，但是他并没有派人过来。鬼子垮了乱了一阵后，大鼻子过来了，当时称他们老毛子，开始花卢布了。大人们对老毛子没什么好感，说他们爱找女人，追的女人满街跑。但时间不长，到了冬天老毛子走了。大街上出现了穿着黄军大衣戴着护耳的狗皮帽子，背着枪的中国军人。有一天我在院里玩，看见两个背着枪的军人到我家来，在柜上（公司办公室）呆了一会儿就出来了。大人说他们是八路。下午读小学的堂兄从学校放学回来，拉着我要教我唱《东方红》的歌，要我跟着学。回想起来这是八路军进小学校去了，让校方布置给小学生的任务，回家教弟弟妹妹唱《东方红》。《东方红》还没有唱红，八路走了。
到了春天，整个长春市又热闹了起来，大人们说中央军来了，盼星星盼月亮似的。人们拿着旗子，我也拿着小旗到街上欢呼跳跃。眼见国民党的军队浩浩荡荡步行的，抬机关枪的，抬大炮的，骑马的，坐汽车的。老百姓热烈欢迎，中央军备感荣耀，当兵的严肃兴奋，当官的坐在车里向老百姓挥手，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热了一阵。有的军官擦了皮鞋，擦鞋的人不收费，军官非要给，双方着实客气了一番，大有到了桃花源陶渊明的境地了。
我和娘住在一起，我爷爷是我的后台，我父亲和邵素珍在三马路租了一间房子。到了七周岁，家里要安排我上学了，我不愿意上学，但知道这是无法抗拒的，就去面试了。面试时老师问我几个扣子，我当时数了数说四个，就被录取了。和我一起玩的小朋友高阳鹿就没被录取，人们说他太淘气一下子让老师看出来了，高阳鹿上了另一个小学。我上的小学当时的名字是东四道街小学，长春人把“街”读做“该”的音，学校旁边有一个天主教堂。班主任是三十多岁的女老师，老师并不喜欢我，我坐在中排，老师喜欢坐在前排的漂亮小姑娘和干净整洁的小男孩。对他们和对我说话时的声音表情都不一样，让我有自卑感，觉得自己应该靠边，别在老师面前晃悠。
学校离家不远，现在看有两站多地，我每天背着小书包去上学，放学后回家。书包很简单，除了国文、算术两本之外，还有作业本和铅笔、橡皮。可能是教室少的原因，上课分上、下午班，每星期一换，对上学我没什么印象，印象最深的是我挨了一顿打。有一次上午上完课，中午回来时发现少了一本课本，这对家庭妇女的我娘来说是天大的事。没有课本还怎么上课？我娘拉着我就往学校跑，到了我上课的教室，下午班已经在上课。我娘不管不顾地要进去找书，结果被老师抢白了几句，书也没找成。回到家，我娘先插上门，防我爷爷来救我，然后用扫帚使劲的打，后来爷爷果然来了，我一边挨打一边去开门，被爷爷救了。
我上学不久，我娘就病了，说得的是鼓症，肚子胀得很大，是气鼓，说是让我父亲和邵素珍气的。现在看应该是肝上的毛病，是肝腹水。正当这时，关里家的大伯来长春了，他是因为老家闹土改，怕挨斗到长春来避难的。
我家老辈哥仨，近三十口人都到东北来了，家里只留我大伯一家在家种地。有时候种不过来，农忙的时候雇过短工，这叫剥削，按人口土地定成分的话，地也偏多。文革时批判齐白石时就有一条包庇地主的罪，齐白石卖画挣钱在老家买了些地，让儿子在家种地，按人地比例，就够上地主了。齐白石儿子怕挨斗到北京找他父亲来了，齐老就算包庇地主。
老家土改时，让我家自愿让出了几亩地，交出一匹大白驴，给定了个上中农成分。上中农属于团结物件，没影响后代人的求学就职，如定上个富农我的大学梦就吹了。大伯来长春后不久就病了，家里同时有两个病人，我娘是大肚子，大伯是蜡黄脸，二人都得的是肝病。大伯的病越来越重，看来是好不了了，为了让他叶落归根，我爷爷决定让我父亲送他回交河老家。当时交通已经不畅通，火车一段一段的开，国民党的地段只通国民党的车，共产党的地盘只在解放区通行。我家多木匠，就打造了一架车，买了匹白马，由我父亲和邵素珍，另外雇了个赶车的人赶着车走了。走前邵素珍还到我娘屋里看了一眼，我娘瞪了她一眼没说话。家里没有让我和他们走的意思，我也没有和他们走的想法，可我娘多心了，突然对我说，你要和他们走我就拿刀劈了你。我想这和邵素珍走前到我娘屋里有关系，她意思是你死了，你的儿子到我手啦，邵素珍不能生孩子。
我父亲送我大伯回到老家，大伯很快就去世了，他是这口气留着到老家再咽。长春被困，我父亲回不了长春，就在天津住下了。我娘的病越来越重，这时我和我爷爷一起住，后来都不让我到娘屋里去了，说别招上孩子。
一天上午我在课堂上课，玉清叔来到学校，在教室外和老师说了几句话。老师回教室说李金辰你出来一下，我就和玉清叔一起回家了，路上玉清叔只说了一句，你娘没了。我也不知道哭，回到院里看人们在哭，特别是同岁比我生日小的妹妹大芝跳着脚的哭。大人领我到了我娘屋里，看见我娘脸上盖了一块布，可能是蓝色的。大人说别让孩子看了，就领我出来了，没看见我娘的脸，人们说你快哭哇，可我哭不出来。接着处理我娘的后事我成了不可替代的主角，任凭大人安排。我穿孝打幡，扔纸钱，到大马路十字路口的西南角摔了一个罐子，还把个桔子大小的生面疙瘩挂在屋内的门框上。家里连夜打造棺材，我和大人们一起到一个称为大翻身的地方把我娘给埋了。直到后来我看到《雪白血红》这本书时我才知道这个地方叫大房身。
因为家庭的这种关系，我没有幼年时期的照片，记得在娘屋里挂了个大胖娃娃的照片那就是我了，不知道是满月还是百天、还是周岁时的。也没人告诉过我的生日是哪天，我是从我娘和别人谈话时听说的。我是正月的，且有个九字，是初九还是十九就弄不清了，正月十九这个生日是我自己确定的。在学校老师让填表填出生日时，我就给自己确定为正月十九，又考虑阳历和阴历差一个月，就加上一月填为二月十九，就是我身份证上的生日了。
记得小的时候过过一次生日，早晨我在被窝里，我娘就给我煮了两个鸡蛋，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才知道还有生日这一说。对我娘的死我当时没有特别的悲伤，有时还在家里长辈如二爷爷一些人面前说笑，舞木刀。还有人说我娘有金镏子，还议论它的去向，问我知道不？我没见过我娘手上戴过什么东西，戒指的去向留下了不解之谜。
几天后我到学校上课，班主任老师对我说你母亲去世了，脸上流露出怜悯之情。娘的去世给我留下了永恒的悲痛，经常在想，娘生下我来对她有什么意义呢？不管我是苦是甜，成功还是失败，跟她有什么关系，我愧疚。对娘的记忆和悲伤一直萦绕着我，我没有我娘的照片，在吉林的四奶奶和我娘的关系最好，她俩同岁，两人见了面就有说不完的话，主要是我娘向她诉苦。我想她那里可能有我娘的照片。
年寒假，我去了趟长春，先到大马路找到了三叔，他还住在我们以前住的院子里，但是另一个房间，全家六口人只住一个房间，三叔是木匠，日子过得很拮据。三叔和我一同到了大房身，幸运的是找到了长春解放前管墓地的老头，当我们把我娘去世大概时间说了以后，他那里有一个登记本，找到了李陈氏，有简单的记录。他还记得当时的情景，说去的人多，是自己掩埋的，没用他们的人，他还带我去看了我娘埋葬的地方，地已经平了。当时是冬天，地面上一层雪，去长春前我和同学借了一个华山牌的劣质相机留了个影。
最有意义的是我得了一个时间，是年4月18日，这个时间一个可能是我娘去世的时间，一个可能是我娘下葬的时间，无论是哪种，这都是一个吉利的日子。按现在广州港澳的说法，四和死谐音，八和发谐音，连起来就是她死了后人要发迹。我不信这些，也没发财。这也算我一次扫墓，是我娘去世后我第一次扫墓，也是唯一的一次。我只是一个学生，没能力为我娘做什么。后来为了规化施工政府曾发过要迁坟的公告，我不在长春，也没人告知我，不知我娘现在在哪里安歇了。离开长春后我到吉林去看四奶奶，希望在她那里得到我娘的照片。
我的母亲（-.5.26）旧历：4月18日
四奶奶说前些年家里闹鬼，找人看了看，说有亲近的人找你要钱来了。四奶奶就买了些纸钱和烧纸同我娘的照片一起给烧了，边烧边说给你钱了，以后别来了。我找我娘的照片的希望落空了。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在泊头老家教书的二爷爷家的玉珍姑，问我有没我娘的照片，然后拿出一张发了黄的二寸照片，是她和我娘的合影。从玉珍姑的年龄看，我娘当时年龄应该是三十五六岁，我终于有了我娘的一张照片。
在长春我家吃饭以棒子面为主，因为东北大豆多，掺了很多豆面。我最不爱吃豆面，大贴饼子，带着手印像鞋底子似的，下面有赭色的糊巴。
我娘走后，生活每况愈下，说是被八路军给围困了。物价飞涨，吃的东西越来越差，粮食赛黄金，公司没业务，人们无事可做，就是呆在柜上说话。家里没有断炊，但早已不是粮食了，连个黄豆粒也见不着了。大人们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曲子，棕色像砖头一块一块的，吃起来呛鼻子。也吃过豆腐渣，后来吃不上豆腐渣了，曲子比豆腐渣难吃多了，但比酒糟强，不光难吃，还拉不出屎来。
二爷爷家的二叔得了个儿子叫小宝，生的不是时候，出生后没有吃过一口奶，熬了点高粱面粥，二婶用小勺加一丁点熟咸菜喂他，不久小宝就死了。很久没吃到粮食了，看到我娘死的时候门框上挂的生面球我想吃，拿下来掰开一看，里面全黑了。钱也不值钱了，花钱时数捆，不用数钱了，有人说要用秤称。后来就不用钞票了，临时用纸印的，上面印上多少万元，我见过面值五千万元的票子，一斤高粱米就好几百万。大街上到处都是地摊儿，老百姓没有工可做，又没吃的，就卖自己的东西吧。我奶奶摆了个地摊儿，卖我爷爷、我娘和邵素珍的衣物，卖的最贵的是我爷爷的貂皮大衣。二爷爷也摆个地摊儿，是些瓷器类的杂物，没值钱东西。我和爷爷奶奶搬到了原来我父亲住的三马路，一个大门进去一正一侧两个院，我们住正面院的一间房。院里到处是屎，又臊又臭，过去农村人进城掏粪晒干卖钱，我在农村见过，晒干的大粪一层一层的码着。现在农民进不了城，粪也没人掏了，可是人们每天都要生产这种东西，所以越来越多。厕所进不去了，只能找空地方便了。我家对面屋住着一个教师模样的人，很文雅，穿灰长衫，夫人和两个孩子很有修养。先生有病，可能是饿的，两个儿子脖子很细，显得眼睛大，估计这些人也活不了多久。我从来不照镜子，不知道自己什么模样。
在来三马路之前，我还到学校上课，来上课的学生少了，但是住进了很多国民党的兵，看见当官的带着女人围着操场转，也有在操场操练的。印象最深的是当官的打当兵的，抽耳光用脚踢。当官的威风，带着女人在下级面前的更威风，该官高个子，长脸，东北人形象，当兵的可怜，像舞台上小丑似的跑。自古就是败兵如匪，这时的国民党已经不是进城时的国民党了，开始祸害老百姓了，街上常有国民党伤兵在街上耍横的，老子抗战八年……
当兵的饿急了能把老百姓当饭吃。范文澜先生写的中国历史书上就说五代十国时期，当兵的攻城后抓老百姓当口粮，行军时带着走，先吃走不动的。国民党的兵还到不了这个程度，他们只是搜粮食，拆老百姓的房子取木料来烧火，听说有的地方把路都给铲了，挖出沥青来烧火做饭。
街上很少见到能吃的东西，大部分饭馆都关了门，只有个别馆子开着，出进的也只有国民党的要员军官，老百姓都不敢靠前。就有一次在一个饭馆门前外面搭了个桌子，卖肉皮，一盘一盘的，白色的像牛肚似的，切的小长条，特别诱人。我想吃，我爷爷说那是皮子，是用皮鞋做的。又一次看见一家卖油炸高粱面丸子的，我又闹着要吃，爷爷说不能吃，那是用人油炸的，街上老看见死人，爷爷一说也就信了。实际上肉皮确实是皮子，是皮革厂把做鞋做皮带的猪皮、牛皮拿出来泡发了卖钱，但人油炸丸子的事不是真的。人是饿死的，熬不出油来炸丸子，东北出豆油，肯定是豆油炸的，但会很贵，爷爷嫌贵不给买。
不久，天上开始往地下扔大米了，人们知道，那是人家国民党给他的军队空投的军粮，老百姓拿了犯法。老百姓不是怕犯法，只是当兵的盯得紧，不给老百姓机会。我家前院掉下来一袋大米，掉地下散开了花，我跑去看，这时二爷爷带着国民党兵来了。日本时期实行保甲制，保长官比较大，甲长官小，也就是管几户人家。开始是玉清叔当甲长，后来可能是二爷爷当甲长了，相当于居委会的小组长。国民党兵带扫帚、簸箕、口袋，不一会儿连一些土都收走了，地上连个大米粒都不剩。如果大米_落到国民党兵一时到不了的地方，或者国民党兵不敢去的地方，大米就便宜当地百姓了，当地百姓的疯抢是可以想象的。不过这只能是在郊区，在城里国民党兵无处不在，专门盯着这件事。
六月底的一天，我表叔冯贵成外出，走到永春路附近被几个国民党的兵给绑架了。这是打了败仗从吉林龟缩到长春的六十军干的，军长曾泽生为了扩充队伍，到处抓兵。我表叔二十四岁正是当兵的年龄，抓去后给他换了身黄皮，成了国民党兵的一员。
在记忆中，表叔当兵后回来过两次，其中一次带回来两个掺了豆渣的棒子面窝头，另一次带回来几个发青未成熟的西红柿。到8月份，距八路军严密围困封锁长春两个多月后，我家已是粮柴尽绝，再不出逃只能饿死了。
自我爷爷闯关东取得成功全家迁到长春逾四十年，现在只能出去逃命了。这是全家的大事，经过一番筹划，决定把我奶奶和玉清叔留下，其余的全走。包括我和爷爷，二爷爷家全家，三叔全家，还有一些亲戚朋友，可谓浩浩荡荡，还有表叔冯贵成从国民党兵营里逃跑出来和我们一道出行。出发前家里弄了点大豆，找了个崩爆米花的人给崩了。崩出来的黄豆是长型的，吃起来很酥，不管大人孩子每人一份，平均每人二两，用小长布袋装好交到每个人手上，嘱咐别吃，一旦走散了，可以顶一会儿。分给我的那一份，交给我之后记不得什么时候我就吃完了。这支队伍背着行李拿着东西，年龄最大的是我爷爷，六十多岁，最小的是玉清叔的小儿子金凯，两岁。
大队人向南关方向走去，和我们同行的还有个保长之类的人，亦官亦民的街道干部。该人四十来岁，高个儿，长方脸，是个瘸子，左腋下架一木拐，人很和气，笑眯眯的，可能家里也给了他好处。走了不久就到了国民党的哨卡，俗称卡子，有三四个国民党兵把守，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小官。这时瘸子就起作用了，他和他们交涉，意思是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好人，没有国民党的逃兵等等。这时家里二爷爷陪着笑脸从布袋里拿出几个棒子面饼子递了过去，不知是瘸子的面子大，还是棒子面饼子作用大，我们没被细查就被顺利放行。大家和瘸保长挥手告别。（未完待续，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