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是人类固有的精神现象，始终存在于中西方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在生命的旅程中，孤独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周国平曾坦言，孤独是人的宿命，它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世界上一个旋生旋灭的偶然存在，从无中来，又要到无中去，没有任何人任何事情能够改变我们的这个命运。
读《一句顶一万句》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孤独。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曾提及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无论是我们出生、我们成长、我们相爱还是我们成功失败，直到最后的最后，孤独犹如影子一样存在于生命一隅。孤独与生俱来、与生命同在，是生命不可避免的一种存在，是我们每个生命个体所普遍感知的精神体验。
01话，一旦成为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
《一句顶一万句》讲述了一个说的故事，字里行间写满了孤独。杨百顺和牛爱国成了一分为二的主角，出故乡和回故乡成就百年轮回的宿命。
小说分上、下两部，上部写过去：杨百顺在失去了唯一能和自己对话的养女后，为了寻找能够说得上话的人，走出了自己的家乡——延津。下部写现在：杨百顺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在经历了异乡的孤寂后，同样为了找到能够和自己说得上话的人，走回了故乡——延津。
一出一回，延宕百年，形成带有宿命论色彩的轮回。如果说小说上下部的这两位主人公都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作带有明显悲剧意味的人物形象的话，那么，他们共同的悲剧质点就是与自己好不容易才碰到的说得来的人最后迫不得已地擦肩而过。
杨百顺终其一生，和他说得来的只有继女吴巧玲。然而，他和巧玲好不容易才熬煎得来的说得来的舒服日子刚刚开了个头，就因为巧玲的失踪与被拐卖而告终结了。在他的妻子跟别人跑了之后，迫于舆论，杨百顺不得不作出一副找人的样子来，但谁知这一找却又事与愿违地把唯一跟自己说得来的巧玲给找丢了。本来是要找不想找的人，但谁知这找人的结果居然是把不想丢的人给丢了。愿望与结果之间的悖反效应，就使得杨百顺的人生遭遇更加充满了孤独意味。
如果杨百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一位命运的被动承受者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牛爱国则已经开始以主动姿态面对命运的挑战了。牛爱国被绿后，漂泊到了河北，在沧州泊头结识了老李美食城老板李昆的小妻子章楚红。于无意之间与她发生了私情。而牛爱国与章楚红之间感情的发生，也是因为他们两个能够说得来。这个时候，牛爱国对自己妻子的出轨行为也有了一种同情之理解。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同情之理解，也才有了牛爱国最后毅然决然地要去寻找章楚红的行为选择。
必须承认，能够产生这样的一种认识，对于牛爱国来说意味着人生观念的重大飞跃。牛爱国与他的姥爷杨百顺之间最大的区别，也由此而显示了出来。七个月前他胆小闪了章楚红，现在从沁源到滑县，从滑县到延津，从延津到咸阳，一路走来，人走瘦了；今天晚上，胆子却突然长大了。在那件事情上胆小了；七个月后，却从别的事情上，胆子又长大了。胆子大了的牛爱国，就成了敢带庞丽娜一起出走的老尚。
就这样，牛爱国从当年只是一味地隐忍退缩的缩头乌龟，一下子就变成了敢作敢为勇于承担的行为主动者。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也才意识到，其实我们自己也应该换另一个视角来重新看待庞丽娜、老尚、小蒋，甚至于也应该重新看待当年私奔了的吴香香与老高。
说话是一种交流，但更是一种承认。正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如果是两个人之间能够说得来的话，那么也就肯定会是一句顶一万句，如果两个人之间根本说不来的话，那么自然也就是一万句也顶不上一句，或者说，话越多，人与人之间就越是隔膜，孤独就不可避免了。
02世上的人遍地都是，说得着的人千里难寻。
人之所以孤独，就是找不到能说得上一句话的人。《一句顶一万句》无论是叙述还是人物，都凸显出了说话的艺术。在此，小说即是说话，是作者的说话，也是作者的知心朋友，即小说中众生的说话。说话本身显现出非凡的意义。
刘震云说：世界上有四种话非常有力量：朴实的话、真实的话、知心的话、不同的话。当你遇到说不同话的朋友的时候，你的写作就开始了。回到作家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到，刘震云将小说创作也当成说话的一种，除本文前面所说的与小说人物说话之外，还有小说的说话艺术。从本质上看，本身就是一部说话的作品，中国古典小说的说话、民间的说话都是构成这部作品的重要元素，刘震云说他在山西走访时，将车停在一个大哥门前，这位大哥说了一句话：兄弟，你出门在外，不容易。他说：这句话说得我心里特别温暖，就是这句话，奠定了《一句顶一万句》的叙述口吻和叙述语调。
正是对说得近乎偏执的